在宋美齡客居美國的11年中，台灣的經濟形勢出現了極大的飛躍。蔣經國著意推動行政十大革新和經濟十大建設，使行政執行更為簡廉有效，台灣經濟發展迅速，很快躍居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
從1972年蔣經國擔任行政院院長，到1986年，台灣的人均所得從482美元增長到超過5000美元，但同時間，最高所得五分之一的家庭與最低所得五分之一的家庭的收入差距，僅從4.49倍微調到4.85倍。這代表著“均富”在台灣的普遍推行。中國征了幾千年的田賦，也在經國先生“行政院長”任內停征，用以照顧農民。國際油價波動，台灣什麼油都可以漲，漁業用油、農業用電不準隨便漲。台灣什麼煙酒都可以漲，基層在抽的“新樂園”牌香煙不準漲，原住民深山取暖、家家煮菜要用的米酒不準漲，但高價位的煙酒可以多漲一些，用來貼補中低收入者，並維持穩定民生物價。
而對於一向十分受關注的接班人問題，蔣經國在1985年8月16日接見美國《時代》雜誌香港分社社長時的談話中第一次表達了自己的看法。他說：“中華民國總統、副總統一直依據《憲法》及《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之規定，由國民大會選舉產生。今後亦當如此……至於將來國家元首一職，由蔣家人士繼任一事，本人從未有此考慮。”
就在這時，宋美齡突然回來了。1986年，宋美齡以參加蔣介石百年冥壽紀念活動的名義返回台灣，重新住進士林官邸。而她的行李也源源不斷地從美國搬回來。人們開始猜測，她這次回來難道打算不走了？她回來的目的難道和重病的蔣經國有關？
諳熟台灣政治的報紙評論道：“宋美齡返台，是因為蔣經國要表現台灣各方麵的團結，調和與元老派、保守派之間的矛盾，商討晚年接班大計。”但是宋美齡的行為卻似乎不太“團結”，反而表現出強烈的獨立性和叛逆性。就像是過去敢冒險、敢出位的少女又重新回來了。
10月31日，宋美齡發表了紀念丈夫的文章，題目是《我將再起》。之後，她又陸續召集了台灣當局黨政軍高層人士，如，俞國華、李登輝、“行政院”各部會首長等，聽取他們對政局變化和革新的意見，並予以嘉勉勸慰。
宋美齡這些“膽大妄為”的舉動使得她重新變成民眾所矚目的焦點，沒有人可以否認她依然是，並且永遠是台灣的“第一夫人”。她的種種手段明顯是要重抓政治大權，調節和加深同國民黨當局領導層的關係。而她將自己的行為視為支持蔣經國的政治革新，安撫反對“革新”的元老重臣。
那些生怕宋美齡要搶著接過蔣經國位置的人卻由此有了攻擊她的借口。台灣《雷聲》周刊評論說，宋美齡這種“不知自我節製的行為，實在有失進退之道，而且假如夫人的動機是出之企圖展示政治實力，則又令人對政局發展感到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