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爾赫斯認為意義歧出是中國思想，至少他筆下的中國古人按中國哲學思想設計了一個歧徑園，一個小說的意義迷宮。可惜博爾赫斯又創造了一個自以為是的英國人，一個“中國通”，重建了迷宮，識透了謎書。我呢？我是否能像那位“淪為”間諜的現代中國人，用打死這個走通中國歧徑園的西方人，來表明我不僅猜得出這個謎，而且能把這謎用於具有現實意義的目的？
我希望我有博爾赫斯筆下那位現代中國人那種自信。我的書試圖提出一種追尋意義的策略。隻是一種，而且隻是策略，策略有好壞之分，有效無效之分，但它再好也隻是一種具有“可行性”的意義構築方式。
我的工作，是試圖找出中國文化的文本集合構造如何限製了（而不是決定了）中國白話小說的敘述形式。隻是中國小說的敘述方式至今未得到仔細研究，因此本書不得不把大半篇幅用於中國小說的敘述分析上，以設法使整個立論有個比較堅實的基礎。而且，鑒於至今尚未有以中國小說為對象的中國學人寫的敘述學著作，本書不得不花一部分篇幅解釋了我的敘述學理論。我不想說這是一個獨創的“體係”，但至少它更適合中國小說，也因此而與其他敘述學者的體係重點不同，論點也有所不同。就這意義上說，本書可視為中國小說的一本敘述學導論。
至於我研究的另一端——文化分析，應當承認，這本小書哪怕做一個中國文化結構淺略的掃描都做不到。本書能談的隻局限於中國白話小說的分析中能透露出來的一點情況。文化雖說是廣義上的文本集合，但這一“廣義”，就使它異常複雜，比敘述文本複雜得不可道裏計。小說敘述文本，可以作為文化的窺視孔，可以作為文化結構的譬喻，但所能做到的，也就是這些。顯然，在這裏，卑謙的自我認識是必要的。
在國外講授、研究中國文學，有種種不利之處。與一般人的看法相反，西方漢學界的氣氛妨礙學人“得現代批評風氣之先”。知識界過於龐大後，以鄰為壑就成為每個行業從業者自衛本能。西方漢學家情願與中國學者比考據，比版本學，甚至比僻字僻典，卻不願與洛特曼比理論視野，與熱奈特比細密分析。至少可以說，漢學家很不願意吸收采用現代理論的成果。能有意把現代文論用於中國古代文學研究的論文，在西方眾多漢學論文中，實在是太少見。就這一點來說，我依然是個旅居國外的中國學者，我所關心的，也是作為中國文化人所關心的。身居國外至多隻給了我圖書的方便。
但是，有一點必須承認：國外學術機構對於“純學術”研究，哪怕是中國小說這樣的“僻學”，總是盡可能給予支持。因此，我在此必須向下列機構表示感謝：美國加州大學董事會、英國學術院、東方學院學術委員會、倫敦大學學術基金會。沒有它們的資助，在國外的生活條件中，本書的研究是不可能完成的。
此外，許多朋友和師長在本書寫作過程中提出過寶貴意見，他們是伯克利加州大學白之（Cyril Birch）教授，張鴻年（Samuel Cheung）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卜立德（David Pollard）教授，倫敦大學貝克（Hugh Baker）教授，貝麗（Alison Bailey）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薛鴻時研究員，北京大學樂黛雲教授，中國現代文學館吳福輝教授等。北京大學申丹教授特意在《北京大學學報》上撰文與我商榷中國小說中的轉述語問題，給我啟發良多。此外，本書部分內容我曾用於倫敦大學東方學院（SOAS）的講課和北京大學的符號學係列講座上，各種國籍主修各種科目的同學，在課堂討論和作業中提出種種挑戰，促使我進一步思考我的一些論點，經常迫使我采用更清晰的闡述——我不願說我和同學們在共同追求真理，回到我的老提法：我們隻是為整理意義混沌而尋找一個策略。但策略也有高低之分。現在我將此書芹獻於讀者麵前，也期盼有耐心讀完全書的朋友逼我朝高處走，看得更遠些，別讓我不上不下地坐在山坡上，在孤獨中自言自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