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獨有偶，解放後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資本論》中文譯作者之一的王亞南，一生著譯41部，論文300餘篇，是我國著名的知識淵博的經濟學家和教育家。他的天分並不特別高，主要靠勤奮。他總結了自己積累知識的五個基本途徑，即：誦讀、抄摘、翻譯、教學和寫作。
王亞南幼年在家讀私塾，對先生指定要背的四五書經以及《史記》、《離騷》等古書，他都一遍又一遍地讀得爛熟。中學畢業後，就讀武漢中華大學教育係。中學時代，為了向睡眠爭奪學習時間，他仿效司馬光的“警枕”，設計了一個把床板兩邊架空的“警床”，每當睡眠深熟之際，稍一翻身，床板就會失去平衡而歪斜。於是，他揉一揉惺忪的兩眼，點起床頭的油燈，又繼續讀書了。沒有錢買書，他就設法借書讀，或到書店站著看書，一站就是大半天；或者借書來抄。有一次，他從老師那裏借來一本《東周列國誌》，讀了幾頁，愛不釋手，竟然下了狠心，花了一兩個月時間，硬把整本書給抄了下來。以後抄書成了習慣，到大學時代還抄，連《史記》這樣大部頭的書也抄。1929～1937年期間，為了深入研究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他先後去日本、德國、英國學習、考察。他沉浸在書的海洋裏，廣搜博采，夜以繼日。後來在上海，在中山大學執教，以及在福建省社會科學研究所和廈門大學工作期間，無論酷暑嚴寒，盡管工作繁忙，他或伏案讀書到深夜，或奮筆疾書於淩晨，長年累月，孜孜不倦。當時的上海學術界曾經稱讚他“是一個非常刻苦的學者”。
解放後，他勤奮讀書的勁頭始終不減。每次出去開會，都隨身帶一箱子書，備足了旅途的“精神食糧”。當一個大學校長，工作繁忙可想而知。他仍抓緊零碎的時間，經常拿起原版的外文書來大聲朗讀。青年時代養成的摘抄的習慣，在他著書立說以後仍然保留著。往往親自動手做索引卡、摘要卡，不假手於秘書或資料員。他給自己規定一條守則：非星期天不看影劇。在“十年動亂”的日子裏，王亞南已經是60出頭的人了。他身處逆境，遭受迫害，但學習毫不鬆懈。在接受“批鬥”的餘暇，反複精讀《反仁林論》、《自然辯證法》、《唯物主義和經驗批判主義》等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從而對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有了更深刻的體會。
嗜學抄書終成才
語言大師侯寶林隻上過三年小學，由於他勤奮好學，使他的藝術水平達到了爐火純青的程度，成為有名的語言專家。有一次，他為了買到自己想買的一部明代笑話書《謔浪》，跑遍了北京城所有的舊書攤也未能如願。後來，他得知北京圖書館有這部書，就決定把書抄回來。適值冬日，他頂著狂風，冒著大雪，一連18天都跑到圖書館裏去抄書，一部十多萬字的書，終於被他抄錄到手。
數學家王梓坤善用抄讀法。他在上中學時，做完功課一有時間，便光顧圖書館。好書借了實在舍不得還，但買不到也買不起，他便下決心動手抄書。抄，他認為總還是抄得起的。他先後抄過林語堂寫的《高級英文法》，抄過《英文大全》，還抄過《孫子兵法》，這本書愛不釋手，則一口氣抄兩份。王梓坤認為，人們隻知抄書之苦，未知抄書之益，抄完毫未俱見，一覽無餘，勝讀十遍。
勤讀勤抄還要勤練筆
在勤讀勤記的基礎上，還要勤寫作。著名美學家朱光潛在指導研究生學習時，總是要求他們邊讀書邊寫作，認為這對讀書治學大有益處，他說？押“做學問光讀不寫不行，要寫就要讀得認真一點，要把所讀的在自己頭腦裏整理一番，思索一番，這樣就會懂得較透一些，使作者的思想經過消化，變成自己的精神營養”。
這條經驗，是朱光潛先生在治學實踐中總結出來的。
20世紀30年代初，20歲上下的朱光潛先到英、法兩國上大學。他學了許許多多功課，解剖過鯊魚，製過染色切片，讀過建築史，學過符號名學，但他的興趣中心有三個立足點：一是文學，二是心理學，三是哲學，圍繞著這三點，他勤奮攻讀，讀書過程中倘一有心得，即動筆寫下。後來幹脆邊讀書邊寫起書來，在學生時代，他先後寫出了《文藝心理學》、《談美》、《詩論》、《悲劇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符號邏輯》等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