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1949年年底，上海中彙銀行“告急”，函電如雪片般飛來，中彙銀行的總經理原係浦拯東、副總經理徐懋棠、杜維藩。抗戰勝利以後，中彙擁有兩個存款最多的大客戶，一個是杜月笙一手創辦的上海魚市場，一個是杜月笙任董事長的大東書局。有這兩大客戶每天解存巨額現款，中彙銀行對於一般小額存戶始終興趣不高，無意爭取。然而，偏偏在上海被解放軍占領以後，大東書局和上海魚市場的主持人杜月笙和唐承宗都已撤離上海，兩大客戶風流雲散，幾同解體，再也沒有巨額現款存進來。照說中彙銀行理該無事可為，關門大吉，但是奇怪的是，上海人大概都曉得中彙銀行是杜月笙開的，生意買賣暫複正常，在上海公私各銀行中中彙的存戶突飛猛進，與日俱增，業務反倒欣欣向榮。此一反常的現象不曾使杜月笙沾沾自喜，引起歡慰，相反地他卻認為照這樣下去，他肩膀上的擔子勢將越來越重，他擔不起這麼大的責任，他曉得共產黨斷乎不會允許有私家銀行存在，中彙銀行在不久的將來必定要被中共沒收，杜月笙不欲利用他私人的聲望與信心為共產黨恢複經濟出力，所以他不但無意繼續維持中彙，而且急於早將中彙關門。
但是他苦於在撤離上海之前，無法先行宣告中彙停業，此刻他便不得不采取亡羊補牢之策，不惜任何代價和犧牲，設法結束中彙銀行，而這時中彙銀行總經理浦拯東先已辭職，因此，他便囑令他的門徒，中彙副總經理徐懋棠到上海這龍潭虎穴去走一遭。
徐懋棠大半輩子席豐履厚，養尊處優，他好不容易在中共占領上海之前逃到了香港，此刻老夫子一聲命他回上海，他哪來這個甘冒生命危險的膽量？起先他推三阻四，後來便支支吾吾，他的態度使杜月笙勃然震怒，尤其當時情境迫不及待，急切無奈之餘，帶三分氣忿，杜月笙便斷然地說：
“好，你既然不肯去，我就叫維藩到上海去了中彙結束的事。”
徐懋棠依然不聲不響，於是杜月笙言話一句，便再也不容收回，他明知杜維藩此去非常危險，然而話已出口，他隻有硬著頭皮，叫杜維藩回上海辦理中彙銀行的結束事宜。
杜維藩父命難違，隻好別妻離子，心惴惴然地回上海去。他到上海的時候，共產黨沒有為難他，於是，杜維藩住進了愛多亞路中彙銀行去辦公。但是，他立即發現整個中彙銀行已在傾向共產黨職工的把持之下，而共產黨在中彙銀行的領頭人，是儲蓄部的一名襄理兼課長。
暗中為共產黨效力的中彙員工，抓牢了杜維藩就不肯放，雙方南轅北轍，於是暗中展開了鬥爭，杜維藩奉杜月笙之密令，冒險赴滬原為結束中彙業務，但是共產黨為穩定上海，廣為宣傳，盡量擴充業務。杜維藩固不能完成父命，在這一段時期極為痛苦，他在盡力應付公事以外，一天到晚都在想著怎樣離開上海。
杜維藩去看過他的“寄爹”黃金榮，聽黃金榮向他訴說自己的悲慘際遇，當共產黨展開清算鬥爭與公審時，杜維藩也曾站在中彙大樓樓頭數過囚車開來開去的數目，他心知自己非走不可，於是耍了一記噱頭。
杜維藩故意跟那位在中彙工作的中共課長套交情，說“知心話”。他純以業務觀點論事，強調當前的中彙為了擴充業務非得增資不可。那名課長不知有詐，一聽“增資”二字，便眼睛一亮，當下便問：“怎麼樣個增資法呢？”
“老板在香港，”杜維藩指的是他父親杜月笙，“一大筆款子存在手上，香港又沒有什麼生意好做；讓我到香港去跟老板講，中彙業務大有可為，何不撥一筆錢給中彙增資呢？”
這個話的前半段一絲不假，杜月笙在香港有一筆買房子的錢，中彙同仁大抵曉得，當時的上海軍管會希望杜月笙能回上海來，所以答應了杜維藩“回一趟香港”的要求。不過，杜維藩必須自己去尋一位保人。
為了找這個保，使杜維藩煞費躊躇，為難已極，他所謂回香港請杜月笙增資原本是騙取共產黨的信任、得以脫身的一記噱頭。來日他到香港便打算不再回轉，因此他也就無法決定請誰出來為他做保。
結果，這件事被劉壽祺所知。劉壽祺是杜月笙好友劉春圃的兒子，經杜月笙一手栽培提拔，在杜月笙所擁有的華豐麵粉廠當了經理。當時他跟中共的上海勞工局長關係拉得極好，聽說杜維藩正為保證出境問題犯難。由於兩代的交情和少東家的安危，劉壽棋願意擔保杜維藩離開上海、回到香港以後在共產黨指定的日期之內趕回上海來。劉壽祺的幫助使杜維藩深受感動，果然他不久就領到了路條。這一下杜維藩平安無事地回到香港，使得杜月笙全家大小，歡欣如狂，人人都在額手稱慶，尤其感激劉壽祺的“仗義勇為”。
愛子無恙歸來使杜月笙大大鬆了一口氣，心中無比歡慰，因為杜維藩重返“自由世界”，對杜月笙來說，實有兩層重要的意義。杜維藩由香港去上海，前後半年之間，外麵不明真相的人，議論紛紜，都說杜月笙長子返滬，是為杜月笙本人投共鋪路，因而“料準”杜月笙不久的將來一定會回上海灘，最低限度，杜維藩上海行，也是替他父親從事試探，看看杜月笙和共產黨究竟有否合作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