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我們是否願意承認，人總是會死的，這是一個不爭的事實。對於大多數人而言，死亡意味著人生的終結，意味著親人的永訣，意味著生命的脆弱。伴隨著文明的興起，人類就生存在死亡的恐懼和焦慮之中。古埃及的皇族為了超越死亡，修建了宏偉的金字塔，製作了木乃伊，在陵寢內繪製了各種各樣的生命符號，希望生命能因此而獲得延續。中國古代的君王同樣如此。秦始皇為了抗拒死亡，不僅修建了巨大的皇陵，而且還組織道士煉製和尋找長生不老藥，希望能夠炮製出超越死亡的神話。
在古代神話傳說中有所謂“飛升”一說，將死亡作為超越生命的一種儀式。人們想象在人世之外，還有神世和鬼域。神世是可以超越死亡的世界，隻要人加強道德的修養，“感天動地”，就可以到達神的行列之中。這種神話無疑給予悲哀中的人類製造了一種希望，死亡不僅沒有意味著生命的終結，反而成就了人獲得“永生”的契機。然而，沒有人真的從“來世”歸來，為人類確證這個世界的存在。人類常常在生命與其他事物的比照中感到某種焦慮和惆悵。“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孔子麵對日夜不停的流水，感受到生命的漸漸消逝和死亡的迫近。在這種境況下，除了惆悵、感歎和自勵，還能如何呢？唐代詩人陳子昂在失意之際登上幽州台，麵對蒼茫曆史，獨自浩歎：“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詩人將個人的失意升華到生命的悲懷之中，在“古人”和“來者”之間，一個普通的生命個體隻是一個“過客”，如一粒煙塵，何其渺小。南宋愛國詩人陸遊在複疆無望中溘然長逝，他的詩作《示兒》表達出了一種生命的遺憾：“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如果生命沒有終點多好！這樣就不會再空懷餘恨了。但死亡是造化的規律，再美好、再強烈的願望也無法抗拒這條鐵則。
肉體不能永恒，但精神可以。麵對死亡，人類開始用精神對抗肉體，用創造永恒的價值來對抗肉體的湮滅。“朝聞道，夕死可矣”，真理是永恒的。“兩情若是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情感是永恒的。“老驥伏櫪，誌在千裏；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追求是永恒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責任是永恒的……有了這些永恒的價值，死亡就不再那麼恐怖。
近代以降，科技的進步讓人在很大程度上從對自然的恐懼中解脫了出來，人的價值更加多元，人類對生存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死亡雖然依舊是人類最大的威脅，但並未成為人類全力抗拒的首要對象。“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二者皆可拋”。“不自由、毋寧死”。在做人的尊嚴與死亡麵前，人類開始更看重尊嚴，更重視此生的豐富性和完整性。在莎士比亞的經典悲劇《哈姆雷特》中，生存和毀滅成為可以並列選擇的兩個問題：生存還是毀滅，這是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默忍受命運的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是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在這裏，死亡並不是最值得恐懼的事物，最令人不堪忍受的是毫無尊嚴、毫無原則的苟活，所以丹麥王子選擇了抗爭，用毀滅的代價實現“人”的完成。
然而，一切價值和意義都可能成為虛妄。當人類編織的永恒神話日益變成謊言之後，現代人類開始再一次正視死亡：他們不再試圖超越死亡，而是將死亡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暫作為文化創造的基礎，這種文化的典型代表是存在主義哲學。存在主義哲學的基礎便是死亡。因為死亡，存在主義哲學家們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他們不再妄談永恒，而是在“此在”中完成對人生的拯救。中國現代文學大師魯迅便是將思想建構在死亡上的文學家：他從不諱言死亡，直麵人生的局限性，“路的終點便是死”是他的經典名言；他不相信未來會有“黃金世界”的出現，他肩起黑暗的閘門，堅持以“此在”的立場，與一切強權和醜惡進行抗爭。魯迅之所以成為現代文化的一麵旗幟，在很大程度上，就在於他直麵死亡的存在——沒有恐懼、沒有欺騙，當然也就能更有價值地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