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戶，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和光同塵，出自於《道德經》第四章、五十六章，原句為“和其光，同其塵”，詞典給其注釋也是與時俱進。20世紀六七十年代詞典給其定義是，指不露鋒芒，是一種消極的處世態度；而今天的詞典給其注釋就取消了“消極”二字，指不露鋒芒，是一種處世態度。《道德經》八十一篇，關於處世的內容幾乎篇篇都有涉及，處處都有流露。正所謂和光同塵，處事有道。那麼，老子是如何論述和光同塵的呢？通讀《道德經》可以看出老子是從三個方麵論述和光同塵的。
一慎言慎行
《道德經》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戶；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老子這段話講的就是如何處世，其中最關鍵一點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告誡人們要把好出“口”關，俗話說，禍從口出，病從口入。有句話更通俗、直接，可以瞎吃，不可瞎說，明白無遺地告訴我們要管好自己的嘴巴。
“害”字，金文是這樣解釋：中間“豐”字是象形，指舌頭，“豐”字中間一橫，指一把刀。用刀割斷舌頭，為什麼要用刀把舌頭割斷呢？就是講不要隨便講話。“害”有的講，是言從家起，語言又是禍害的根源，所以聖人講“君子敏於行而訥於言”，就是要多做事而謹慎說話。
處世的第一要務，就是要管好嘴巴，曆史上由於“口無遮攔”而誤事的例子舉不勝舉。三國時的楊修就是耍小聰明，沒有把好出“口”關，而種下殺身之禍。而王士俊的例子更給我們警醒，王士俊是雍正時代的官吏，雍正派王士俊到地方上做安撫使，出發前，大學士張廷玉給他請了一個男傭。當王士俊任職將到期時，這個男傭請求離職回家，而王士俊覺得不對頭，他想，我還沒離任，你怎麼就要提前回去呢？男傭告訴他，自己的真實身份是雍正派在他身邊的臥底，這幾年他也很謹慎，沒有說什麼令雍正不放心的話，所以要回京交差了。聽到這裏，王士俊渾身冒汗，四肢打顫。我想諸君也會不寒而栗。
“一言以為知，一言以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一句話可以表現出明智，一句話也可以表現出不明智，說話不可不謹慎。楊修多言，以為自己多智，實際上是愚蠢，王士俊寡言，實際上是深諳明哲保身之道。
現代商業社會把住出“口”關，也是十分重要，澳大利亞的胡士泰從我國官員口中獲取礦石機密，導致國家損失上千億元，也是令國人深思的。
現在出來做事，如何管好自己的嘴巴，可不能掉以輕心。自己是智者，自不必多言。孔子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說了什麼？但四季照樣運行，萬物照樣生長，天說了什麼？自己不是智者，多言就會誤事。
其次是慎行。“塞其兌，閉其戶；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告誡我們要見素抱樸，少私寡欲。要收斂鋒芒，要善於裝糊塗，要明白“蟯蟯者易缺，皎皎者易汙”的道理。這樣才能不傷害別人，不傷害別人，就是保護自己。保護自己，就是保護別人。
二省言省行
一個人不但要注意慎言慎行，還要做到省言省行，孔子說，“內省無疚”。一個人隻有不斷地反省、檢點自己的言行，才能少說錯話，少做錯事，才會沒有遺憾，沒有內疚。
《道德經》七十一章：“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懂得了，外表好像不懂得，最好；不懂得，而裝出懂得的樣子，這是毛病，如果能夠把這種毛病看作毛病，因此就不會有毛病，聖人是沒有這種毛病的，這是因為他把這種毛病當做毛病，所以沒有毛病。概括講，聖人不犯錯誤，是善於反省，隻有善於反省的人才能少犯錯誤。
這段話告誡我們，為人處世，就要經常反省自己，檢點言辭。這是講處世的原則，隻有好好地、不斷地、反複地檢點反省，這樣，才會使自己少犯錯誤，或者不犯錯誤。
聖人講，“吾日三省吾身。”隻有每日不斷地反省自己，才能避免犯糊塗。俗話講，三思而後行。遇事反複思考，然後再作判斷。三思而後行就是強調多思考，多反省，多檢點。
孔子告誡我們，“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縝密而不出也。”變亂的產生往往是言語引起的。君子言語不縝密，就會失去臣下，臣下的言語不縝密就會失去生命，機密大事不縝密就會危及事業的成功，所以，君子謹守機密而不泄漏。
人生在世，萬事萬物，相對自己來說，沒有不糊塗的事和物，對於這些糊塗的事和物正確的作為是加強學習，不斷反省，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人類社會對自然界的認識，乃至對自身的認識，就是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的過程。不知不可怕。不知裝知道才可怕。中國的改革開放就是由摸著石頭過河開始的，這也是我們每個人最好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