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與身孰輕，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上一講，我們講到做人要率性而為，率性而為是人類社會的理想追求，每個人都想率性而為，但能做到率性而為的人是很少的。其原因是沒有規矩成不了方圓。任何遊戲都有其遊戲規則，沒有規則的遊戲就不好玩。人生也是一場遊戲，既然是遊戲，就一定有其遊戲規則。人生的遊戲規則，就是有得必有失。也就是說，我們的所作所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客觀條件的製約，人們要做某些事情就必須不能做某些事情，人們要得到什麼，就一定會失去什麼。知足知止，才有所得。
有一個壯士解腕的典故，壯士手腕被蝮蛇所傷，如不及時砍斷手腕，劇毒就會傳遍全身，就會帶來性命危險。這個典故告訴我們，兩害相權取其輕，做事要當機立斷。這就是我們所麵對的殘酷選擇，為了一部分利益必須放棄另一部分利益，盡管殘酷，但不得不如此。這就是所謂知足知止，才有所得。
《道德經》四十四章寫道，“名與身孰輕，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名聲與生命哪個更可親，生命和財富哪個更重視，獲得與喪失哪個更有害？所以說過分的珍惜反而會帶來更大的破費，過多的收藏反而會招致嚴重的損失。知道滿足，不會遭到侮辱，知道停止，不會遇到危險，可以長久平安。
生命、名聲、財富到底哪個更重要？這三樣東西對於人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沒有生命，名聲和財富都是身外之物，有生命而不顧及名聲，人生就沒有什麼意義，有生命，有名聲而沒有財富，生命之道也難以為繼，這三者孰輕孰重，真不是簡單就可以作出決定的。老子的觀點是告訴我們，要把握好度，不要“甚愛”，不要“多藏”。
30年前，從我們家鄉到省會城市五毛錢的火車票，大家都想盡辦法逃票。現在從我們家鄉到省會城市是19元錢的火車票，而現在就很少有人逃票。其原因就是在30年前掙五毛錢不容易，寧可被查出來接受懲罰也不願主動買票，這是名聲與五毛錢相比，寧可要五毛錢不要名聲。現在19元錢與名聲相比，寧可要名聲而不要19元錢。現在生活條件好了，名聲不止值19元錢，這是看重名聲。30年前看重五毛錢，而輕視名聲，是名聲不值錢。“身與貨孰多”，這不是一句簡單的話就可以得出結論的，它離不開社會大背景，離不開各人所處的地位。我們要構建社會主義高尚的價值觀。就必須構建社會主義的雄厚物質基礎，這是曆史教給我們的知識。
怎樣做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呢？
要考慮兩個因素。一是自己想要什麼，二是給自己準確定位。30年前，老百姓生活拮據，他們首先考慮的是生存，所以為了生存，財富與名聲相比，他們會舍名聲而取五毛錢。五毛錢，今天的人很難相信其價值幾何？在30年前，可以買10個雞蛋，10個雞蛋，在當時看來是很值錢的。當時送禮，能送10個雞蛋就是很重的禮。30年後的今天，生活條件有了很大的改善，10個雞蛋，19元錢，在老百姓看來已不是什麼貴重的禮品了，所以寧願花19元錢買票，也不願查出來被罰，他們有了更高的要求，就是珍惜自己的名聲，而且是以買票為榮，以不買票為恥。孔聖人說，“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老百姓首先追求的是老婆孩子熱炕頭，隻要能太平過日子，吃穿不愁，就心滿意足，就會顧及廉恥，“倉廩實，知榮辱”，這是沒法教會的，是由物質基礎決定的，這也是人之常情。西方心理學家也是這麼說的，人的心理有四個追求層次，首先是物質的，其次是精神的。人連活下去的條件都沒有誰還顧及名譽？當然西方心理學家的理論相對東方人講，隻說對了一半，大多數人是物質第一，但相對中國的君子、士人卻不盡然。中國的君子士人，為了“弘毅”，他們是能忍受貧窮的。譚嗣同是君子，是士人，他追求的是理想、是“弘毅”。在生命與理想的追求中，為了理想他舍棄了生命。所以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不能輕易地下結論。為了生命的長久，譚嗣同是失敗的，為了“死而不亡者壽”，追求精神永恒，譚嗣同是成功的。再如劉備，在“江山”與“義氣”的比較中，他寧可要義氣，而放棄了江山。劉備為了朋友義氣，為了一句“不願同日生，但願同日死”的兄弟承諾，為了兄弟情誼，而舍棄一生為之追求的江山，不僅僅是一諾千金，而是一諾傾國，令無數人為之惋惜，而實際上這正是劉備的可歌可泣之處。“桃園三結義”千古傳頌，成為絕唱，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使劉備“死而不亡”，雖死但朋友義氣、仁義品德與日月長存，時至今日，我們還在津津樂道“桃園三結義”的故事，還在傳承“桃園三結義”的遺風。有幾個皇帝能與劉備相比呢？孔聖人年輕力壯時帶著學生四處遊說自己的治國主張，卻很少有人采納，四處碰壁。後而轉身，開壇講學，致力於教育事業，為實現自己的理想培養人才，培養傳人，才成就了自己千古聖人的美譽。這就告訴我們，一個人要成就一番事業，首先看自己要什麼，其次是準確定位。準確定位要考慮兩個因素，社會大背景和個人能力。孔子最初夢寐以求的理想是政治家，孔子認為自己的治國理念是最先進的，也就是說，他作為政治家是合格的。但社會大環境不允許，他的理念超越了當時的社會現實，國王們不接受他的那一套。實際上借用足球場上的規則來說，就是跑步越位了，越位了，就會吃“黃牌”。在現實和挫折麵前，孔子晚年終於醒悟，他放棄了政治家的追求，如果，孔子不知足，不知止，一條道上走到黑，也許就沒有流傳千古的孔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