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法治主義，最為晚出。法治成為一種係統的學說，起於慎到、尹文、韓非諸人。然而以前的政治家，早已有人實行這種主義。道儒墨三家的學說，亦有一部分和法治相通。因此後起的學者，鎔貫這些偶現的事實和斷片的學理，組織成一個新派。今請先述法之定義，定義者有廣狹，廣義的“法”，如儒家說：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遂興神物以前民用。……一辟一闔謂之變，往來不窮謂之通。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製而用之謂之法。《易·係辭傳》墨家說：法，所若而然也。《墨子經·上》篇再追尋法字的語原，據《說文》說：灋，也。平之如水，從水。廌所以觸不直者去之，從廌去”；“式，法也”；“笵，法也”；“模，法也”；“，鑄器之法也”。
“法”本字作“灋”。含有平直兩意，其互訓之“”即“”字。其字從井，井含有平正秩序之義。俗語“井井有條”，即其正訓。為器物之模範，法即行為之模範。墨家說：“法所若而然。”意思是說：“你依著這樣做便對了”。儒家說法的本原在“天之道”與“民之故”。換句話說，就是“社會自然模則”。這種自然法則表現出來的叫做象，模範那象用人力製成的叫做法。把以上幾條歸攏起來可以下個定義道：“根據平正秩序的自然法則製成一種模型，叫做法。”
依這廣義，凡人類一切行為的模型，乃至無機物的模型，通謂之法。法家以為範圍太廣泛了，他們另外下一種狹義解釋，說道：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韓非子·定法》篇又說：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韓非子·難三》篇從廣義的解釋，則法與禮同為人類行為的標準，可以說沒甚分別。而且可以由一個人“以身作則”。法治人治，也可混為一談。狹義的解釋不然，他們所注重的，是具體的成文法，用國家權力強製執行。法家的特色全在這一點。
說到這裏，應該把古代成文法的沿革，略為研究。現存的三代古籍，沒有一部是用法典形式編成的——《周官》很像行政法，但這書為戰國以後偽作，已成學界公論。《尚書·呂刑》篇說：苗民弗用靈，製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像是刑法這樣東西，專為統治異族的苗民而設。這種推測，很近情理。因為古代部落社會，大半由血統關係而成立。部落不過大家族，家族的統治，靠情義和習慣便夠了，用不著什麼法律。後來和外族競爭的結果，漸漸有些血族以外的人同棲於一社會中，這些人和社會的固有分子沒有什麼情意，和社會的固有習慣常常不相容，於是不能不立些法律來約束他強迫他。荀子說：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眾庶百姓，則必以法數製之。《富國》篇荀子時候的“士”和“眾庶”，雖然不是用血統做區別，但這種觀念發源甚古，大約古代有貴族、平民兩階級。貴族是相互的以禮為坊，平民是片麵的受治於法。所以說：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禮記·曲禮》這種辦法，在部落時代，原是可行，但社會漸漸發達成了國家，情形卻不同了。社會分子日日增多，日日趨於複雜，貴族平民的界線日日混合變化，專靠相互的以禮為坊，可有點維持不住了。成文的法律，就不得不應時而興。據《左傳》所記，各國有所謂“仆區之法”“茅門之法”“被廬之法”等名目，雖然內容如何，今無可考，大約是“憲令著於官府”的“法”之起原了。其他如晉國之“作原田，作州兵”，諒來都應該有一種條文來規定辦法。最顯著者，如管仲相齊，“作內政，寄軍令，製為軌裏連鄉之法”。他所製定的法律當然很多，到春秋末葉，成文法之公布，遂成為政論界一大問題。鄭國的子產要鑄刑書，晉國的叔向寫信責備他，說道：先王議事以製，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並有爭心，以征於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為矣。……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左傳·昭六》後來晉國也作刑鼎。孔子、史墨都批評他，認為不好，意思和叔向大略相同。大約“民免而無恥”，是他們反對派最強的理由。當時子產回叔向的信說道：“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觀此可知法治主義，已成為那時候的“時代要求”。像子產一流的實行政治家，早已承認了。
到戰國初年，魏國的李悝遂製定《法經》六篇。後來商鞅以魏國人做秦國宰相，應用李悝的精神，把秦國做成法治的模範國。《法經》雖然久已亡佚，但現存的《唐律疏義》，以《晉律》為底本，《晉律》以蕭何的《漢律》九章為底本，《漢律》以《法經》為底本，所以《法經》可以說是最古的成文法，用蛻形的方式有一部分流傳到今日。古代成文法製定分布的經過曆史大略如是。
法律之製定公布，既已為“救世”所必要，各國政治家向這方麵著著實行，而反對論亦蜂起。於是法治之可否，遂成為學界問題。有一群學者，要從學理上找出法治主義可能且有益的根據，法家乃因而成立。說到這裏，我們有一件事應該注意，當時法家的大學者，不是和墨家有關係，便和道家有關係。如尹文，《莊子·天下》篇把他和宋鈃並列，底子是個墨家，然而他的言論，確是法治主義急先鋒。如韓非，人人公認為法家中堅，他的書中，卻有《解老》《喻老》等篇，可見他和道家淵源很深。然則主張無治主義的道家和主張人治主義的墨家，何以末流都歸到法治主義呢？試看以下所引幾條，便可以尋出線索。
法治主義最堅強的壁壘，在“綜核名實”。尹文子說：名者，名形者也；形者，應名者也。……故必有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善名命善，惡名命惡……使善惡畫然有分。……名宜屬彼，分宜屬我。……定此名分，則萬事不亂也。《大道上》古代名學的派別和應用，不是本論範圍，今且不說。但看司馬遷以來都稱法家言為“刑名之書”，《法經》第一篇便是名篇，漢律、唐律第一章便是名律，可見得“法”和“名”關係的密切了。古代名學，墨家講得最精，《墨經》四篇，大半闡明名理。他們的後學，把來應用到政治論上，便完成法治主義。尹文子說：故人以度審長短，以量受多少，以衡平輕重，以律均清濁，以名稽虛實，以法定治亂，以簡治煩惑，以易禦險難。萬事皆歸於一，百度皆準於法。歸一者簡之至，準法者易之極。如此，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智同其治也。同上墨家學說，不是認“一人一義，十人十義”為不好，“要選舉仁賢聖智辯慧之人立為天子使之壹同天下之義”嗎？法家也認“壹同天下之義”為必要，但“壹同”的手段，不恃人而恃法。例如市麵用的尺，有京尺，有廣尺，有滬尺，有英尺，有米突尺，便是“一人一尺，十人十尺”。我們和人說：“我有一尺布。”不知是一京尺呀，還是一廣尺、一英尺呢？這便是名實混亂，然則“壹同天下之尺”，自然是有益而且必要。怎樣去“壹同”他呢？主張人治主義的人說：“某人手法最準，謂他用手量一量，便可認為公尺。”
但如何能件件東西都煩他用手去量呢？他的手一伸一縮，能保不生出參差嗎？這些問題，主張人治主義的人不能答覆。主張禮治主義的人說：“隻要社會公認通行的便算公尺。”但所謂“社會公認”有什麼法能令他一致，結果還不是“一人一尺，十人十尺”嗎？這問題主張禮治主義的人也不能答覆。主張法治主義的人說：“隻要農商部設一個度量衡檢查所，用一定的標準來‘壹同天下之尺’，用一塊銅片或竹木片規定他怎麼長便叫做‘尺’，把‘尺’的名確定之後，便循名責實，和這長度相等的便是尺，不相等的便不是尺。”墨家亦說：效也者，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為之法也，故中效則是也，不中效則非也。《墨子·小取》篇法家把這種理論應用到實際，以為萬事都要用法律規定。執政的人便立在法律後頭，綜核名實，看他“中”與“不中”，拿賞罰的威力製裁他。例如人民應該做那件事不應該做那件事，憑聖君賢相一時的主觀的判斷來做標準嗎？不對。憑社會習慣做標準嗎？也不對。不如由國家法律定出一個標準。凡法律認為應該做而不做或認為不應該做而做，都要受製裁。這是最簡最易的辦法。譬如農商部的公尺頒定以後，不必有好手法的人，自然會根據這標準量布毫釐絲忽不差。所以說：“頑嚚聾瞽可與察慧聰智同其治。”
法家的話，反覆發明這種道理的很多。韓非子說：設柙非所以備鼠也，所以使怯弱能服虎也；立法非所以避曾史也，所以使庸主能止盜蹠也。《守道》篇意思是說好人不必法律製裁他，法律的作用，在使無論何人都可製止惡事。又說：釋法術而心治，堯不能正一國；去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失矣。《用人》篇有人說，法定得妥當固然好，萬一不妥當豈不大糟。法家以為不然，他們說：法雖不善，猶愈於無法，所以一人心也。夫投鉤以分財，投策以分馬，非鉤策為均也，使得美者不知所以美，得惡者不知所以惡，所以塞願望也。《慎子·威德》篇或疑法律威權如此其重，豈不是助成專製。法家的精神，卻大大不然。他們認法律為絕對神聖，他們不許政府行動軼出法律範圍以外。他們說：明君置法以自治，立儀以自正也。……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管子·法治》篇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於君。同上有道之君，善明設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無道之君，既已設法，則舍法而行私者也。……為人君者棄法而好行私謂之亂。《管子·君臣》篇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則誅賞予奪，從君心出。……君舍法以心裁輕重，則同功殊賞，同罪殊罰矣。怨之所由生也。《慎子·君人》篇這類話，在法家書中屢見不一。他們的根本精神，專在防製君主“以心裁輕重”，不令“誅賞予奪從君心出”，所以又說：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管子·明法》篇不知親疏遠近美惡，以度量斷言……故任天下而不重也。《管子·任法》篇儒家最貴的是行仁政，法家不以為然。法家在法律之下，無所謂愛憎，無所謂仁不仁。他們說：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於民。《管子·法法》篇又說：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韓非子·八說》篇儒家每每攻擊法家刻薄寡恩，在法家不過在法律之下常常保持冰冷的麵孔，特別的仁愛固然沒有，特別的刻薄亦何嚐有呢？
法家以為任法的結果，可以到無為而治的境界。他們說：名定則物不競，分明則私不行。物不競非無心，由名定故無所措其心；私不行非無欲，由分明故無所措其欲。然則心欲人人有之，而得同於無心無欲者，製之有道也。《尹文子·大道上》又說：聖君任法而不任智，故身佚而天下治。《管子·任法》篇他們以為用法律正名定分，人民雖有私欲也行不開，自然可以變成無私無欲。又以為用呆板的法律支配一切人事，統治的人一毫成見參不下去，自然可以垂拱無為。然則法治主義結果可以達到無治的目的，道家後學所以崇拜法治在此。
然則有什麼保障能令法治實現呢？頭一件，君主不可“棄法而好行私”，不可“誅賞予奪從君心出”，前文已經說過了。他們更有一種有力的保障，是要法律公開，使人民個個都明白了解他的辦法如下：公問公孫鞅曰：“法令以當時立之者，明旦欲使天下之吏民皆明知而用之如一而無私，奈何？”公孫鞅曰：“為法令置官吏樸足以知法令之謂者，以為天下正。……諸官吏及民有問法令之所謂也於主法令之吏，皆各以其故所欲問之法令明告之。各為尺六寸之符，明書年月日時所問法令之名以告吏民，主法令之吏不告及之罪而法令之所謂也。皆以吏民之所問法令之罪各罪主法令之吏……故天下之吏民，無不知法者。吏明知民知法令也，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幹法官也。遇民不修法則問法官，法官即以法之罪告之，民即以法官之言正告之吏。吏知其如此，故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如此，天下之吏民雖有賢良辯慧，不能開一言以枉法。……此所生於法明白易知而必行。……”《商君書·定分》篇羅馬十二銅表法之公布，由人民用革命的手段才換得來。法家這樣誠懇堅決主張法律公開，而且設種種方法令法律知識普及，真可謂能正其本，能貫徹主義的精神了。
法治主義，在古代政治學說裏頭，算是最有組織的最有特色的，而且較為合理的。當時在政治上，很發生些好影響。秦國所以盛強，確是靠他。秦國的規模，傳到漢代，得有四百年秩序的發展。最後極有名的政治家諸葛亮，也是因為篤信這主義，才能造成他的事業。可惜從漢以後，這主義一日比一日衰熄，結果竟完全消滅了。為什麼消滅呢？一半是學說本身的原因，一半是政治上原因。學說本身原因，頭一件，太硬性，和國民性質不甚相容，所以遭儒家的打擊，便站不住。第二件，學說有不周密的地方，容易被壞人利用變壞了。這一點下文再詳說。政治上原因，頭一件，就是剛才說的利用變壞，第二件，外族侵入和內亂劇烈的時候，真成了俗話所謂“無法無天”，還有什麼法治呢？中國不幸在這種狀態之下過了一千多年，有何話說。政治在法治以上還要有事，我們是承認的，但若使連法治尚且辦不到，那便不成為今日的國家，還講什麼“以上”呢？所以我希望把先秦法家真精神，著實提倡，庶幾子產所謂“吾以救世”了。
我們雖崇拜法治主義，卻要知他短處。短處要分別言之。一是法治主義通有的短處，二是先秦法家特有的短處。什麼是法治主義通有的短處？法律權力淵源在國家，過信法治主義，便是過信國家權力。結果個人自由，都被國家吞滅了，此其一。法治主義，總不免機械觀，萬事都像一個模型裏定製出來，妨害個性發展，此其二。逼著人民在法律範圍內取巧，成了儒家所謂“免而無恥”，此其三。這三種短處，可以說雖極圓滿的法治國家，也免不了的。什麼是先秦法家特有的短處呢？他們知道法律要確定要公布，知道法律知識要普及於人民，知道君主要行動於法律範圍以內，但如何然後能貫徹這種主張，他們沒有想出最後最強的保障。申而言之，立法權應該屬於何人？他們始終沒有把他當個問題。他們所主張法律威力如此絕對無限，問法律從那裏出呢？還是君主，還是政府。他們雖然唇焦舌敝說“君主當設法以自禁”，說“君主不可舍法而以心裁輕重”，結果都成廢話。造法的權在什麼人，變法廢法的權自然也在那人。君主承認的便算法律，他感覺不便時，不承認他，當然失了法律的資格。他們主張法律萬能，結果成了君主萬能。這是他們最失敗的一點。因為有這個漏洞，所以這個主義，不惟受別派的攻擊無從辯護，連他本身也被專製君主破壞盡了。我們要建設現代的政治，一麵要采用法家根本精神，一麵對於他的方法條理加以修正才好。
（一名中國聖哲之人生觀及其政治哲學）啟超治中國政治思想，蓋在二十年前，於所為《新民叢報》《國風報》等，常作斷片的發表。雖大致無以甚異於今日之所懷，然粗疏偏宕，恒所弗免。今春承北京法政專門學校之招，講先秦政治思想，四次而畢。略賡前緒而已。秋冬間，講席移秣陵，為東南大學及法政專門講此本。講義且講且編，起十月二十三日，訖十二月二十日，凡兩閱月成。初題為《中國政治思想史》。分序論、前論、本論、後論之四部。其後論則自漢迄今也。中途嬰小極，醫者謂心藏病初起，既有征矣。宜輟講且省思慮，不則將增劇而難治。自念斯講既已始業，終不能戛然遽止，使學子觖望。卒黽勉成之。幸病尚不增，能將本論之部編講完竣，其後論隻得侯諸異日矣。因所講仍至先秦而止，故改題今名。啟超講述斯稿之兩月間，以餘力從歐陽竟無先生學大乘法相宗之教理，又值德人杜裏舒博士同在金陵講學，而張君勱董其譯事，因與君勱同居，日夕上下其議論。茲二事者，皆足以牖吾之靈而堅其所以自信。還治所業，乃益感歎吾先哲之教之所以極高明而道中庸者，其氣象為不可及也。書成後，徐誌摩擬譯為英文，劉文島及其夫人廖世劭女士擬譯為法文，倘足以藥現代時敝於萬一，斯則啟超所以報先哲之恩我也已。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梁啟超自序於南京成賢學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