③曾國藩《賊眾全萃皖境先赴臨淮折》。《曾文正公全集》（二），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曾國藩離開金陵後，留了一個爛攤子給李鴻章。當時湘軍上下都知道要裁軍，士氣早已渙散，大家都等著領完欠餉就卷鋪蓋回家，但欠餉卻遲遲發不下來。曾國藩寫信給郭嵩燾說：“楚軍留江皖及從行者尚有三萬數千人，欠餉近四百萬，概求少泉昆仲為我了之。”①但這麼大一個窟窿，豈是容易了的？沒多久軍隊就開始騷亂了。湘軍最精銳的鮑超所部，因為不願遠征新疆，士卒紛紛歃血為盟，喧鬧索餉，一部分在湖北金口嘩變，一部分在福建上杭嘩變，叛軍要求兩個月內發清八個月的欠餉。
曾國藩派人去調解，發了一部分欠餉安撫叛軍，沒想到燒紙愈多鬼愈多，嘩變之風像瘟疫一樣在湘軍中蔓延，士兵到處殺官攻城、焚燒劫掠，甚至有叛軍加入太平軍殘部。從李鴻章給曾國藩的信中，可以窺見嘩變之風的嚴重：“朱雲崖與強中等營續又告變......正在焦惶無措，頃接李勉林飛稟鈔呈，其發信時尚不知石埭各營亦嘩索也。統計山內廿四營，即各發三個月已需廿餘萬；雲崖又允定石埭四營五個月，則不止此。石埭補而青陽不補，山內補而安慶、蕪湖各軍不補，必更效尤，意外之變，牽動大局......江右之韓字營七千餘人，昨又燒營潰變，劉南雲等軍勢將岌岌......各軍皆以霆營嘩變為得利，或又以金陵遣撤全餉為口實。若吾師在此坐鎮，德望神力，或可弭患無形，鴻章何人，自愧束手，事關全局，伏乞熟籌方略，指示迷途，感幸無既。”②
弦外之音，似乎有怪曾國藩處置不當，給他留下這麼個大難題之意。閏五月十二日，李鴻章再致函曾國藩，語氣更加急迫而不客氣了：“各軍或疑大纛北征，積欠不能清結，遂群相煽動，可否由尊處剴切明示。嗣後如何安撫，惟盼節麾稍近，或易羈縻。鴻章雖無宿怨，亦無舊恩，經此變端，著手殊難，幸蒙俯鑒。”③
曾國藩也急了，寫信給李鴻章說：“八個月之餉，倉卒斷難辦足，即使能辦，而大鬧之後，銀錢大批立至，各路湘勇皆當紛紛效尤，後患何可勝言？”他認為宜采取強硬措施，勒令叛軍每營交出首犯二三人，審訊正法，其勇夫仍可發全餉，如不交出首倡之人，則欠餉一筆勾銷，“決裂亦所不恤”④。
然而，身負為曾國藩籌餉重任的李鴻章，還麵臨著另一個難題，一方麵軍隊欠餉甚巨，已成了隨時會爆炸的火藥桶；另一方麵，由於與太平天囯的戰爭已近尾聲，軍務漸平，不斷有廷臣提出裁撤各省的厘局，廢除厘捐製度。當時的厘捐究竟有多重？後來有人概算，從鹹豐三年（1853）太平天囯建都天京，至同治三年（1864）清軍收複江寧這十年間，以平均每年收厘金一千萬兩計，十年補助軍費數額，高達一億兩。①
站在李鴻章的立場，厘捐是軍隊的血庫，斷不可裁，如果說要紓解民困，為什麼他建議減免江蘇的地漕，卻遭到戶部“痛駁”呢？入國庫的地漕不減，養軍隊的厘捐卻要裁，這不是要把軍隊逼成太平軍嗎？
①曾國藩《致郭筠仙中丞》。《曾文正公全集》（四），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②③李鴻章《上曾相》。《李鴻章全集》（六），時代文藝出版社，1998年。
④曾國藩《複李宮保》。《曾文正公全集》（四），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
兵部侍郎殷兆鏞（江蘇吳江人）上疏，指李鴻章戰功雖著，但在江蘇橫征暴斂，委用之人品流太雜，猥瑣太甚，借公濟私；各項捐款加以田捐，每年可收銀四千萬兩。上諭雖然認為“江蘇捐款雖繁，亦斷不能如所奏之多”，但“究竟可得若幹，如何開支，著李鴻章造冊報部核銷”。
殷兆鏞痛罵李鴻章“抗違朝命而不顧，恃功朘民”，他的詆彈得到不少廷臣附和，給事中王憲成上疏，甚至用了“罪不容誅”這個詞。李鴻章勃然大怒，直斥江蘇縉紳“不識時務，太無天良”。他反駁說：金陵克複前，歲收厘捐約三百萬，目前每月平均不過二十萬兩，何來四千萬之說。他更嚴詞痛斥那些在廟堂之上空談誤國的士大夫：
臣由上海用兵兼辦通商洋務，稔知西洋各國兵餉足、器械精，專以富強力取勝，而中國虛弱至此，士大夫習為句章，帖括輒囂囂然以經術自鳴，攻訐相尚。於尊主庇民一切實政漠不深究，誤訾理財之道為唆利，妄擬治兵之人皆怙勢顛倒是非，混淆名實；論事則務從苛刻，任事則競趨巧偽，一有警變，張皇失措，俗儒之流弊，人才之敗壞，因之此最可憂。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