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有位權威人士叫嚴複的給康有為一個評語：“上負欺君，下累其友；書生誤國，庸醫殺人。”這固然對康有為抱有成見之說，但也切中了康有為的從政之疏狂。
我不知道慈禧太後是否通過駐日公使看過康有為寫的這份影印件？按理，她是有條件看到的，設定她看過的話，那麼，她是不會立憲的，哪怕是君主立憲。因為像康有為這種看似溫和的改良派領袖尚且如此，更何況大張旗鼓搞暴力革命的人？
慈禧太了解康有為。康有為也太了解慈禧。
彼此的了解，足以引起彼此的憎恨。
康有為與梁啟超等，都從心裏瞧不起慈禧，把她看作是武則天。
唐駱賓王在《代李敬業傳檄天下文》稱：“偽臨朝武氏者，人非溫順，地實寒微”，“入門見嫉，娥眉不肯讓人；掩袖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康有為在1899年3月，也就是慈禧太後打算廢光緒立溥儒為“大阿哥”時，寫給日本犬養毅的親信柏原文太郎（號東畝，東京專門學校舍長、東亞同文會會員）的信上也稱：“今偽臨朝之篡廢”，“若坐令寡君憂死，而偽臨朝擁帝而擅權”。
在信中還講到“以我兩國自有經義可引，所以深得敝國人心者，亦在此經義也”。希望日本出兵幹涉。但犬養毅沒有這個能力，或許他更傾向於孫中山的革命。
對於康的鄙視慈禧和講到“經義”問題，梁啟超在《論戊戌八月之變乃廢立而非訓》上加以解釋唱和：“中國之政，向來奉聖經為準則，故六經即為中國之憲法也。《書》言‘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禮》言‘夫死從子’，又言‘婦人不與外事’；《春秋》因文薑之淫，而不與莊公之念母。然則母後臨朝，為經義所不容，有明證矣。《論語》：‘君薨聽塚宰’尋常幼帝之立，母後臨朝，猶為六經所不取，況今日之實為篡逆乎？”
康有為在寫給日本首相大隈重信的書劄上也講道：“（慈禧太後）定正月立新主，續穆宗皇帝後”，“今於大國，有齊魯之親，即於明公有夷吾之望。哀我寡君，哀此中國，惟明公深明之。雖不在位，沐浴請討，不能不望明公”，“此吾兩邦之特形，不積以西歐公法論也”，“即不爾，亦望令矢野君力爭於我朝，正色危言以相挾，或可懾權奸之膽，動牝晨之心，俾寡君少延旦夕，以待他救，惟明公衷憐之”。
至此，康有為從“圍園殺後”到“偽臨朝”及其“動牝晨之心”，皆有不把太後當一回事，為阻止慈禧廢立一事，請求外國政府出兵，恢複光緒的皇位，已一目了然。凡此這些，想必慈禧也了然於心。
慈禧並不是不同意變法，她隻是認為康有為的變法是“亂法”，如她在逃亡途中（1901年1月29日）以光緒皇帝名義發布的新政上諭來看，更比維新變法激進，並對康有為作了再次的批判：“懲前事之失，乃可作後世之師。自丁戊以還，偽辨縱橫，妄分新舊。康逆之禍，殆更甚於紅巾。迄今海外逋逃，尚以富貴為等票誘人謀逆，更借保皇保種之奸謀，為離間宮廷之計。殊不知康逆之講新法，乃亂法也，非變法也。”可見慈禧對康有為“離間”兩宮帝後的事，至今耿耿於懷，結怨之深，也未能因時過境遷而釋懷。故在康梁也站出來呼喊立憲時，她感到事態陡然嚴重，好像自己不期而然地又轉回到康梁套路上去了，而“康逆”極具“譖謀不軌”的幽暗心理，她是領教過的，這也正是她心有餘悸的。所以，在我們看來，無論什麼樣的憲政，召開什麼的國會，隻要有康、梁的出現、攪和，慈禧就不會當真。這也是康有為等再也成不了大氣候的原因。
光緒與慈禧，被時人看作是清朝最走黴運的人物，康梁歸罪於慈禧是司晨的母雞，隻能亂政，當這隻“母雞”不再叫的時候，清朝及其康梁們夢寐以求的君主立憲也就結束了。這不單是辛亥革命發生了的問題。至於他們母子“黴運”關係著國運，似乎是有著不可抗的天災人禍，以及洋務運動帶來的失誤，卻是一步一步地走向晚清下課的光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