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生前的確“未敢一日暇逸”。但她的操勞未能令人認可，“在這個國家萬民同哀的時刻，一份出版的外文報紙重提那些誣蔑皇太後的殘忍、謀殺和暴虐的傳聞，那些無中生有的謠言，這公平嗎？僅僅幾天以前，她還是這個國家的國母，而外國人在這裏過著一種特權客人的生活。”——守舊派人物辜鴻銘在《已故皇太後》一文中如是說：
以中國皇太後來說，除了每天必須勞神於那一大堆頭緒萬千紛繁的各色公文之外，她從實現野心中得到的另外好處是，無論冬夏，每天早晨必得四點半起床。不僅如此，她還不像紐約的社交婦女那樣，尚能從次日數以百計的晨報上見到自己的大名，以及她料所出席的豪華宴會的記述，從中得到某種補償。這樣一個付出如此之多，得到如此之少的雄心勃勃的婦人，想必一定是一個卑賤愚蠢之人了。然而，無論怎麼說，已故的皇太後都絕不是這種卑賤的蠢婦。
皇太後一直支持李鴻章不惜任何代價爭取和平。當聽到法軍炮擊福州的消息後，立即傳諭大臣召開禦前會議。大臣們都異口同聲要求宣戰。這時，皇太後指著小皇帝對大臣們說：“皇帝長大成人和我死以後，他要怎麼幹我管不著，但隻要我還活著，我絕不允許有人說，一個婦道人家拋棄了祖宗留給她代為看管的遺產。”……也正是出於這種對皇室負責的責任感，她對其甥、人已故的光緒皇帝感到格外的氣惱。這種氣惱並非是其個人怨憤的結果，而實在是發自於責任。她為了保護祖宗遺產，已經奉獻了整個一生，滿懷希望地選擇了光緒，原指望他能不負於自己的犧牲。然而，他不僅辜負了她的期望，而且還犯下了試圖毀棄她的勞績及其帝國遺產的罪行。在這最後幾年的日子裏，她仍然對光緒可能最終不負她的選擇抱有一線希望。然而，當她看到他，這個她早年孀居時領養的孩子，這個她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孩子死在她之前的時候——她的生命之光便突然熄滅了。可憐的不幸的孩子已經死去，更加不幸的母親能夠做的，隻能是立即隨他進入墳墓。
慈禧的確不是“卑賤的蠢婦”。有位學者這樣評價：
“她是一個精明的女人，一個富於個性的女人，一個無所畏懼的女人，一個大膽的女人。”
在她病逝後，有位美國公使夫人薩拉康格除了深感哀傷之外，還帶著私人感情說“慈禧太後是位柔和、充滿磁性的女人”。
但美國《紐約時報》則在說：
“她就像俄羅斯的凱瑟琳麥蒂斯（即女皇葉卡捷林娜二世）和英國的伊麗莎白那樣，完全是憑借毫不動搖的殘忍本性來獲得並保持手中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