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美國政府應對次貸危機的舉措，與美國致力於在發展中國家中推行的市場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形成了鮮明的反差。在發展中國家發生金融危機後，美國總是建議這些國家不要直接幹預資本市場，實施緊縮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穩定本幣彙率和物價水平，否則就不能獲得來自國際金融機構的援助。然而當次貸危機爆發之後，美聯儲連續向貨幣市場注資、連續下調基準利率，美國政府也迅速推出了減稅政策。美國在自己國內所做的和在國際社會中所推廣的東西之間是矛盾的。這對美國的國際形象，以及美國在發展中國家所推行的“華盛頓共識”構成了辛辣的諷刺。可以說，次貸危機對美國的打擊，在意識形態方麵遠甚於實體經濟方麵。
金融學的相關理論認為，一國受金融危機傳染的程度，往往與一國的經濟實力、市場開放程度、金融體係穩健程度、彙率製度靈活性等因素有著緊密的聯係。就中國經濟而言，這次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影響具有兩麵性。一方麵，隨著這次國際金融危機的不斷蔓延和加深，特別是2008年下半年以來，通過貿易、金融、預期和產業聯動等多種傳染機製影響我國，對經濟增長、三大需求、工業生產、行業和企業效益等方麵的負麵影響日益顯現，並不斷加重。可以說，這次全球金融危機是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所遭受的最嚴重的外部經濟衝擊。但另一方麵，由於我國擁有巨額的外彙儲備、充裕的居民儲蓄、巨大的內需市場、相對獨立的金融體係和有管理的浮動彙率製度等有利因素，這次金融危機不僅未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的基本麵和長期趨勢，還帶來了新的發展機遇。
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這位過去被視為美國乃至全球市場“定海神針”的財神爺，今天也跌落凡間，要麵對質問。82歲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否認美國金融危機緣於他的政策失誤，但坦承危機的發生證明他某些經濟觀念有誤。他破天荒地承認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
格林斯潘在聽證會上辯解說：我們不能期望完美，尤其是那些需要預測的領域。美聯儲對於經濟運行規律的預期本身就是一門不精確的科學。如果我們的預測有60％準確，那意味著我們還有40％的概率犯錯誤。
被稱為格林斯潘對手的弗萊肯·施泰因在接受財經媒體采訪時也說道：格林斯潘的錯誤有三點：一是一直把利率降得太低，製造大量的流動性；二是讓大家認為隻要生產率高，股票市場就會漲，在房地產泡沫時代，一直告訴投資者和政府，房地產是沒有泡沫的，等於是在鼓勵大家積極地投資這個市場；三是監管方麵沒有做好，最大的錯誤是沒有監管好華爾街的投資銀行。
知名經濟學家向鬆祚認為：“當然，格林斯潘有兩大錯誤：一個是2002～2003年貨幣政策過度寬鬆；一個是長期忽視或完全不監管金融創新、不監管對衝基金、不監管信用違約掉期（CDS），結果惹了大禍。”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胡永泰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訪時說道：美國的中央銀行——美聯儲在製定貨幣政策時，不再看經濟的全麵情況，而主要看CPI（消費價格指數），CPI中不包括金融產品和房產的價格。CPI漲的時候，他們加息，CPI跌的時候，他們就降息。
這是一個非常深刻的變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濟學思潮變遷的直接後果。當時，自由放任的觀點開始成為主流，人們相信，金融市場是所有市場中最好、最有效率的市場，它吸引足夠多的參與者，通過充分競爭實現資源配置，進行自我校正和自我管理。諾貝爾經濟學獎曾在同一年授予了三位研究金融市場的經濟學家，他們基本認為，金融市場上的價格上升不是泡沫，而是效率的體現。
既然金融市場可以自我管理，資本管製要最小化，那麼美聯儲就不必管金融產品的價格，盯住CPI就可以了。艾倫·格林斯潘就是這麼做的。20世紀90年代，當美國的物價水平由於效率的提高而降低時，他連續降息，大量的錢流入市場，這些新湧入的錢不是被用來消費，而主要用來購買金融產品或房產，這就使泡沫開始出現。2000年互聯網破滅時，雖然格林斯潘使用了“非理性繁榮”的定義，但為了避免危機擴散到傳統領域，他反而進一步增加貨幣供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