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897年10月8日，陸奧宗光政府向共和國外交部發出求和電文。同日，共和國外交部回執電文：若日方有意和談，則交戰之日軍必須放下武器，無條件向共和國國防軍投降。國防軍保證投降日軍之生命安全，但有權利對日軍侵入中國、朝鮮期間犯下罪行的個別日軍，進行公開審判。
十月九日，日本政府同意共和國的議和條件，宣布交戰區域之內的所有日軍，無條件放下武器，向國防軍投降。同日，以陸奧宗光為首的日本代表團，乘坐英國遊輪玫瑰號開向天津。在天津，英美法德俄等國將派出代表，就停戰以及和談一事進行公證……日本人實在等不起了，對於他們來說，既然結局已經注定無可挽回，再糾纏過程隻會更加令人痛苦。
就在日本人發出照會的前一天，整個日本國內的民生已經凋敝到了無可附加的地步。而曾經寄予厚望的戰場，在朝鮮，二十萬日軍丟盔卸甲，根本頂不住國防軍潮水一般的攻勢！沒有補給，陷入死地，日軍上下早就心氣全無。
國防軍一步步逼近，二十萬日軍隻能不停地後退，被壓縮、擠壓在狹小的空間內。每逢接戰，還沒有短兵相接，往往是一陣炮火攢射，日本兵便已經頂不住。大多數人依舊在後退，聰明點兒的幹脆扔了武器，抱著腦袋跪地投降；被嚴重洗腦的，幹脆丟了武器扭頭就紮進了馬息嶺群山，當起了野人。幾萬號人，槍膛裏不見得能有子彈，又要麵對原始森林，又要麵對憤怒的朝鮮民眾，最後能走出個零頭就不錯了。
江北的日本更加不堪，被國防軍如同趕鴨子一般沒頭沒尾地向南瘋跑。這一路上追擊的國防軍沒打死幾個日本兵，往往是前鋒追到，阻擊的小日本放上幾槍，待國防軍一上來便跪地投降。十萬日軍，撤到揚州的不過三萬出頭。而且此刻，北有如潮湧來的追兵，長江上還橫著一直晝夜巡視不停的艦隊。三萬日軍生生被堵在了揚州，進退不得，如同複製朝鮮日本一般，陷入死敵，敗亡難逃！
這個時節，來自大本營投降的消息一傳出來，除了幾個神經不太正常的小鬼子咒罵不休，不停擦拭武士刀，也不知是打算自殺還是要殺人；大多數的日本兵，無不鬆了口氣。那種擺脫苦難，如釋重負的心境，恐怕就跟敦刻爾克大撤退時候的英國兵一樣。緊接著，死氣沉沉了十幾天的軍營裏頭，驟然就鬆快了起來。好些個日本兵居然還有了笑模樣……尤以第四師團為甚，這幫大阪的商販，從來就不當天皇是根兒蔥，於他們來講，保住小命比什麼都重要。抱著這種心理，不少的第四師團士兵，趁著日軍上下鬆懈，大白天偷偷溜出去，繞著揚州城專門找富裕的人家，神秘兮兮地敲開門，將手中的布包展開，而後賊笑著，用半生不熟地漢語說道：“中國地大大地厲害，日本地打不過……我們地要回去啦，土特產要不要？”
（第四師團之所以如此，這是大阪的獨特文化造成的。在古代日本各地，基本的社會結構是農民依附於擁有土地的大名，而大名服從於天皇。這種長期不變的社會結構導致日本形成了上下級關係嚴格，富有服從精神的文化特點，也是二戰中日本軍隊普遍狂熱“效忠天皇”的心理基礎。
然而大阪卻有些不同，這個地方是著名的商業城市，居民多與商業有關，對大名的尊重十分有限。反之，圍繞著苛捐雜稅等問題，大阪人幾百年如一日，不斷和大名鬥智鬥勇、討價還價，所謂忠誠，那就更談不上了。於是，天皇在大阪人心目中的地位也與其他地方不大一樣。雖然在二戰中，出身於大阪的士兵也受到了軍國主義的蠱惑，然而大阪人卻不會急著去“為天皇而死，為大日本帝國而死”，能不死還是不死。看待上級命令，出身於大阪的官兵也習慣“討價還價”、“斤斤計較”，不會像其他部隊那樣閉著眼睛執行到底。甚至第四師團內部還製訂了所謂“無益的犧牲不要付出”、“不合理的戰鬥不要參加”、“窮途的敵軍不要追”的“三不要”原則。）
一夜北風，吹散了積聚長江上空許久的烏雲。日頭出來沒多久，本就被吹盡濕氣的地表，逐漸幹涸變得堅硬起來。
揚州城外，數萬國防軍將士整齊而列，排成了整整齊齊的方陣。從軍官到士兵，所有人都穿著筆挺的墨綠色軍禮服。槍刺閃亮如林，指揮刀反射著日光直刺眼睛。最前方，一名高大的棋手執旗，身後並排站著張成良與段祺瑞。這倆人便是今天的主角。本來象受降這種長臉的事兒，何紹明是巴不得去搶。可他仔細一琢磨，對方投降的不過是個將軍，自己好歹也是個這個國家的最高領導人，身份怎麼看怎麼不對等。要是由著性子去了，這不是丟自己臉麼？索性就把這長臉的事兒交給了張成良。自個兒偷偷躲在馬車裏，舉著望遠鏡，好歹能看個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