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紹肯定知道，真正的英雄、自己真正的對手，就是身邊的這個老朋友曹操。
也就是說，袁紹不奉迎天子的根本原因，是他自己有做皇帝的野心，沮授、郭圖等輩正反兩方麵的勸說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至公元199，袁紹終於掃清河北群雄，終於要麵對曹操了。
勝敗有憑
有關官渡之戰的記載、分析、討論、爭論，可謂是汗牛充棟。後世的大多數學者，都同意沮授當時的意見，袁紹不該打官渡之戰，至少是不應該主動發起官渡戰役。
沮授說，袁紹經過與公孫瓚、黑山農民軍的消耗，已經筋疲力盡。正確的做法，應該是與中央政府聯絡，表示歸順，與民生息，整軍備戰，同時騷擾曹操的後方。如果曹操從中作梗，再以清君側的名義討伐曹操，可很快底定天下。
從字麵上看起來，沮授的建議大義凜然，方法的確是好。依我看，實際的情形並不是那麼一回事。
自公元196年曹操掌握皇帝起，形勢就已經注定，最後與袁紹較量的是曹操。袁紹要麼歸順政府（實際上就是歸順曹操），要麼打敗曹操，將皇帝和政府置於自己的控製之下，自己做不做皇帝，下一步再說。
即使袁紹歸順中央，曹操的政府能容下袁紹麼？不可能。袁紹的影響實在太大，勢力實在太強，所謂的袁氏門生故吏遍天下即是指此。即使袁紹老老實實地在曹操手下做一名閑官也不可能，曹操必除之。
何況，袁紹另立皇帝、另立政府的圖謀，獻帝心如明鏡，獻帝也容不下他。公元199年夏，袁術山窮水盡之時，把自己的帝位讓與袁紹，袁紹“陰然其計”，也就是暗地裏同意接受袁術的帝位。盡管袁術北上青州不成（被劉備攔截），袁紹沒有實際接受帝位，袁紹謀逆的罪名已成。
曹操容不下他，獻帝容不下他，中央政府容不下他，除了與曹操決戰，袁紹還有什麼出路？同時，袁紹本人絕不肯屈居曹操之下。對袁紹來說，回歸曹操控製下的中央政府，是奇恥大辱，比死還難受，不被曹操殺死，也會氣死。
這不是想不想、願不願的問題，這是一種必然——形勢發展的必然。無論是曹操還是袁紹，已無妥協可言，已無回頭路可走。
也就是說，統一河北後的袁紹，必須進行一場決戰，既與曹操決戰，也與皇帝和中央政府決戰。隻不過，使用的是清君側的名義，名義上僅僅針對曹操。
既然袁紹必須與曹操決戰，又已經錯失良機，讓曹操掌握了看似雞肋、實為王牌的皇帝，則決戰越早越好。否則，憑曹操的能耐，曹操的地盤會越來越大，軍隊會越來越強，歸附的人會越來越多，形勢必然很快逆轉，強弱必然很快易位。
既然四年前已錯失良機，今天，且不說良機，就是“死”機也不能錯過。否則，會用上一句套話：“後果不堪設想。”
當時的兵力對比，毫無疑問，袁紹占明顯的優勢。這就是主戰派郭圖、審配說的：“兵書之法，十圍五攻，敵則能戰，今不時取，後難圖也。”
公元199年的時候，東有徐州的劉備，南有汝南死灰複燃的黃巾餘部劉辟，荊州的劉表是個未定之數，關中的韓遂、馬超徘徊觀望。曹操的處境還是很險惡的。從地緣情況看，這仗還有得一打。
沮授的想法，是積蓄力量，待時而動，相機而動。如果當時袁弱曹強，這是對的。現實的情況正好相反，還待什麼時、相什麼機？麵對曹操這個強人，待時是等死，相機是失機。
在我看來，對袁紹而言，這一仗應該打，可以打，而且應該早打。分析事物，不能用結果來反證原因。袁紹的官渡之敗，不能說明發動這次戰役是錯誤的。
至於此後的相持階段、決戰過程和戰役結局，說起來實在是沒有一點意思。
不過，有件事還是值得一提。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戰尚未正式開打，還在調兵遣將階段。劉備於前一年被曹操派去攔截袁術北上。劉備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叛曹操，成為曹操東方的後顧之憂，並且已經與袁紹聯手對付曹操。公元200年春節剛過，袁紹大軍壓境，黃河兩岸戰雲密布，曹操力排眾議，東征徐州。
袁紹的謀士田豐建議袁紹，趁曹操東征，偷襲、奇襲曹操的大本營許都。田豐說：“與公爭天下者，曹操也。操今東擊劉備，兵連未可卒解，今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兵以幾（通機）動，斯其時也。”
袁紹以小兒子生病、無心作戰為由，未采納田豐的建議。田豐氣得嘔血、翻白眼，心痛、可惜、氣惱得不行。田豐所說的“兵以幾動”，就是捕捉戰機，乘機而動，所謂的靜如處子，動如脫兔。這就是戰爭之道、戰爭之智、戰爭之巧。
袁紹不上道，不用智，不使巧，別人有什麼辦法呢？曹操和他的謀士們正是看透了袁紹的這個致命缺陷，才敢在北邊袁紹大軍壓境、戰役一觸即發之時，對東邊的劉備發動一場閃電戰。曹操的這一招，不僅是“兵以幾動”，還是“幾由心生”了。與曹操相比，袁紹不敗何為？
官渡之戰，不是曹操贏了，而是袁紹敗了。或者說，是袁紹的敗導致了曹操的贏。
關於袁紹失敗的原因，曆史學者有很多分析，什麼袁紹敗在政治上、道義上、戰略上，敗在用人上、謀略上、技巧上，敗在不納忠言上，敗在用人不專上，敗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