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冶萍聯合公司的複蘇固然很重要，但比起蔣繼英手裏正在緊張進行的金融改革就不足道了。
壓在蔣繼英身上的擔子是很重的。第一是中央銀行的組建，涉及大清銀行、交通銀行兩所官辦銀行的合並重組；第二是金融改革，費銀本位而導入金本位。
相比成立有貨幣發行權的中央銀行進而整頓混亂已極的貨幣市場，廢除銀本位而導入金本位就難度更大了。
蔣繼英早就發現銀本位的問題了。銀價持續下跌早已不是秘密，稍微有心的金融界人士都發現了，最直接的起因是1873年遭受金融危機的美國廢除了銀幣的自由鑄造，將金銀複合本位製調整為金本位製，銀價立即狂跌，國際遊資迅速湧入了銀本位的中國，瘋狂用白銀搶購各種商品，特別是原材料，導致了銀價的迅速貶值。蔣繼英雖然發現了這一事實，但他入行並不算早，而且，中國嚴重缺少該方麵的理論人才，更沒有翔實的統計分析。直到1909年他策劃橡膠股市經老狄文介紹認識一個中文名叫精琪的美國人，方曉得這位精琪先生1904年便向滿清政府提出了導入金本位的報告，並且提供了他所掌握的數據。
數據是觸目驚心的，據精琪說，如果以1873年的比價為100,1879年僅僅過了六年時光，銀價就下跌到了84。1889年為71,1894年為48。1903年為36。也就是說，實行銀本位的中國。三十年間總資產被蒸發掉三分之二！
這是蔣繼英第一次透過數據來看金融戰爭的殘酷。他開始收集相關資料研究，並且網羅人才在他所管的商業銀行內部成立了一個小機構專門研究金融及彙率問題。直到蒙山軍占領北京。他見到了交通銀行的梁士詒，急於立功以獲得新朝地位的梁氏就他所知對蔣繼英傾囊相授，力主廢除銀本位建立金本位，而且越早越好。
梁士詒對蔣繼英說，其實很早就應該注意到銀子出了問題了！三十年前，沈葆楨從英國彙豐銀行借款200萬兩的條件就是借銀還金！便是自詡精明過人的盛宣懷也吃過大虧！以後這種條件的外幣借款越來越多，因此出現了一個“鎊虧”的專有名詞，成為了朝廷的沉重負擔。據我所知，光是庚子賠款，每年的“鎊虧”就有700萬兩！這如何了得？！蔣先生是大帥金融業的幹將，深受信重，若要革除弊端，非先從此入手不可！試想，從百姓手中收取700萬銀兩是何等的不易？就因為一個“鎊虧”的存在。轉眼就沒了。
蔣繼英深以為然。由此將梁士詒收在帳下，成為了他組建央行的主要助手。梁氏本是袁世凱金融界大將，如今北洋係早已輸誠，梁氏更無心理負擔，他的目標不過是在蔣繼英主導的全國性金融改革中保住他一手創建的交通銀行而已，避免蔣繼英乘機將交行吞並。於是建議蔣繼英將山東商業銀行與大清銀行合並而成立新朝的中央銀行。將自己那個運轉其實也很困難的交行置之局外，以實現他繼續掌握擁有貨幣發行權的交行的目的。
龍謙早已有過以山東商業銀行為主籌建中央銀行的指示，蔣繼英來北京後立即接管了大清銀行，將山東商業銀行北京分號遷入西交民巷原為戶部銀行剛更名一年多的大清銀行總部，揭開了山東商行合並大清銀行的序幕。
困擾蔣繼英的不僅是銀本位向金本位的轉換。還有貨幣發行的混亂。長期以來，中國的貨幣一是銀兩。二是製錢，即人們俗稱的“孔方兄”。存在計量不規範，成色不一，使用不便等問題。各省建立的鑄幣局所鑄的銀元和銅元因為技術的進步雖然部分解決了銀錠的成色問題，但卻成為了各省主要的財政來源，削弱了中央的控製力。山東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山東鑄幣局所鑄銀元通行海內，極大地支撐了蒙山軍的發展，客觀上卻削弱了滿清中樞的財力。現在蒙山軍奪取了江山，自然不能再讓這種局麵延續下去了。
龍謙自稱他不懂金融，也不懂貨幣。但卻明確指示蔣繼英整頓全國金融貨幣秩序的目標有二，一是建立有權威的中央銀行，杜絕目前各省自行發行貨幣的混亂局麵。中央不管住鑄幣權就沒有權威。第二是要擇機發行華元以逐步取代目前通行的金屬貨幣。三是發行國內建設債券以募集資金。
第一條相對容易辦。現在不是晚清了，隨著蒙山軍對各省的軍事占領以及軍事管製的實行，取締各省鑄幣權也就是中樞的一道命令而已，至少各大軍區的司令官們尚不敢違背龍謙的命令。蔣繼英要做的就是以山東鑄幣為藍本統一貨幣，回收市場上混亂不堪的各色銀幣及銅元。所以蔣繼英以經濟局名義發函給山東，指示開足馬力生產銀元及輔幣銅元，為統一貨幣做基礎。蔣繼英定了一個時間表，準備在四月一日前完成此項工作。
但發行華元紙幣卻不是一件容易事。美國人表示他們可以提供技術上的支持，但龍謙顧慮極大，一是技術安全，不能完全依賴外方。第二是通貨膨脹的危險必須防範，新中國剛成立便出現嚴重的經濟危機是不能容忍的，那將極大地損害政府的威信。另外就是，建立金本位製度，必須有足夠的儲備金，否則發行紙幣就有失控的危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