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文中不符事實的敘述，見於《張謇與沈壽》一文的第三章，《沈壽夫人小傳》的結末部分，這是最重要的一點，原文說：
沈壽病重的時候，張謇擔心著像這樣的專門技藝不能流傳下去，於是他親自在病榻之旁，叩詢沈壽的針法。……於是不殫瑣屑的，將沈壽學繡的經過，詳為書記，並且反複谘詢，三易其稿，曆時三月，成《餘沈壽繡譜》若幹卷。可惜這部僅有的繡譜，沒有刊行問世，現在更不知道散佚到何處去了。……錢先生所撰《張謇與沈壽》，其主要內容既然悉數得之於餘覺的提供，關於沈壽口述而張謇筆錄的這部《繡譜》存佚問題，自然亦是得之於餘覺的告知，應無疑問。然而這卻是一個極大的錯誤。因為這部有名的《繡譜》，早在民國八年（１９１９）時便由翰墨林書局為之排印出版，當時沈壽尚在，餘覺對此不應毫無所知。到了沈壽病死之後，著名出版家陶蘭泉認為翰墨林書局的鉛印本印刷不精，像這樣富有學術價值的藝術名著，應該以精美的印刷使其廣為流傳，方是傳播中國文化的道理。因此他又將此書收入他所編印的《喜詠軒叢書甲編》之內，以精美的印刷及精致的裝潢重新印行，其時則民國十六年（１９２７）丁卯之夏間也。時至今日，翰墨林書局鉛字印行的初印本雖已不可得見，收入《喜詠軒叢書甲編》中的精印本卻仍有流傳，紙墨精美，印刷精良，而且是線裝書的形式，凡是看過此書的人，都十分喜愛，相信它會長久地在學術文化史上流傳下去的。餘覺身為沈壽的丈夫，而且克享遐齡，在民國三十七年（１９４８）壽逾八十之時依然耳聰目明，健飯善飲如少年之人，不知道他何以對生平摯愛不渝的沈壽所著之書，竟絲毫不知其刊刻流傳的情形如此？如果他鄭重托付錢佚樵先生的目的，真的是希望沈壽的精神不死，名傳千古，那麼，他應該將重點放在對沈壽繡事的研究與了解上麵，不應該舍本逐末，斤斤計較於沈壽生前所涉及的那一段似是而非的三角戀愛故事。由這種輕重倒置的情形看來，餘覺之所以鄭重托付，要求錢佚樵先生務必要以第三者立場平停此一重公案，其真正的目的，或許並不是真的為了紀念沈壽，而是要借此為自己“留芳千古”吧！果真如此，由餘覺所提供的沈壽資料，其可信程度便不免要大為減色了。最低限度，由餘覺眼中所看到的沈壽，其真正的形象，或許就不是餘覺所描述的那種光景。
基於以上的推論，筆者以為，如果希望對沈壽這個人能有比較完整而正確的認識，除了參考餘覺的敘述外，還需要從其他有關記載中搜集有用的資料。如沈壽所口述的《繡譜》，便是極有用的參考資料。雖然沈壽因不能提筆為文之故而不曾親自寫下她心中所要說的話，但在《繡譜》這部書中，畢竟還是紀錄了若幹有關她學習刺繡及性格陶冶方麵的具體事跡，足供研究參考之用。比之純出於他人的敘述者，自然要可靠得多。
收錄在《喜詠軒叢書甲編》中的《沈壽繡譜》，不是錢佚樵先生文中所說的《餘沈壽繡譜》，其真正名稱，乃是《吳縣沈氏繡譜》，亦稱《雪宦繡譜》。書凡一卷，作者欄下題日：“吳縣沈壽述，南通張謇著”。書前有敘，略述此書之寫作緣起，雲：
……清以宣統元年，開南洋勸業會，駢羅百貨，俾厲以磨。由是湘魯江浙之繡，四麵而集，謇長審查，而部以繡工科總教習吳縣女士沈壽專審查繡品，自京師至，張所繡意大利後像於會，精絕為世所未有。謇適得露香繡董書大屏，屬別真贗。壽展首幀，即曰：“此露香園繡也。”問何以知？曰：“以針法知之。”繼聞其審查精竅持正，不輕假借，為所否者亦翕然，則重其人甚。明年，送一女生於京師，從之學。又明年辛亥，京師繡科罷散，壽旋天津，教繡自給。謇恐其藝之不果傳也，則於南通女師範學校附設繡工，延壽主任，始識其人。間叩所謂針法，紛紜連彳亍，猝不易曉。未幾壽病，病而劇。謇益懼其藝之不傳而事之無終也，則借以宅，俾之養病，病稍間，則時時叩所為法。壽之言曰：“我針法非有所受也，少而學焉，長而習焉，舊法而已。既悟繡以象物，物自有真，當仿真。既見歐人鉛油之畫，本於攝影。影生於光，光有陰陽，當辨陰陽。潛神潛意，以新意運舊法，漸有得。既又一遊日本，觀其美術之繡，歸益有得。久而久之，遂覺天壤之間，千形萬態，但入吾目，無不可入吾針，即無不可入吾繡。”謇聞其言而善焉，以為一藝事也，而有廣大精微之思，而壽一女子，於繡得之也。乃屬其自繡之始迄於卒，一物一事，一針一法，審思詳語，為類別而記之。日或一二條，或二三日而竟一條。次為程以疏其可傳之法，別為題以括其不可傳之意。語欲凡女子之易曉也，不務求深；術欲凡學繡之有效也，不敢涉誕。積數月而成此譜，且複問，且加審，且易稿，如是者再三，無一字不自謇出，實無一語不自壽出也。……張謇的這一段話，雖然是自述寫作此書之緣起，但其中也透露出了沈壽對於刺繡之領悟及其進步的過程。以中國畫中的山水、人物、花鳥與西洋畫中的同類事物相比較，中國畫重神韻而不重形似，西洋畫則先求形似然後旁及精神。所以西洋畫注重光線明暗，距離遠近，及物體之大小位置等實質條件，中國畫則隻是隨意為之而不加講究，等而下之的中國畫匠之畫，在刻意求似之外，又不同時注意光線的明暗及距離遠近等的差別，那就既不像兩洋畫也不像中國畫，純粹隻是工筆素描而已。以沈壽的繡製品與同時人的繡製品相比，沈壽的繡製品好像是上乘的西洋油畫，明暗麵清楚，距離的遠近合宜，針法細致，畫麵極為生動悅目，幾乎不能令人相信那是出自針線所繡製而成；至於同時人的其他繡製品，畫麵非不鮮麗奪目，形像非不神似，然而各種顏色的調配都不甚措意，又沒有所謂明暗麵與遠近距離，結果就使所繡製的繡品隻是一幀手工精美的好看東西，根本不具備成為藝術品的要素。關於這些問題，曆來所有記述沈壽生平事跡的文章都不曾談到過，但在《雪宦繡譜》這本書中卻有明白的記述，足以使我們看出，沈壽之所以能夠被人稱為繡中之聖，確實是有她不平凡的成功條件的。因為這也是有關沈壽生平的重要環節，不了解這些，就不能進一步窺見她的性格、愛好與得病之原因，必須加以注意。所以應先將《雪宦繡譜》中的有關部分資料摘抄一部分於後，借以明了沈壽之為人。
《雪宦繡譜》第四章《繡要》，論“妙用”一節說：
色有定也，色之用無定。針法有定也，針法之用無定。有定，故常；無定，故不可有常。微有常弗精，微無常弗妙。以有常求無常在勤，以無常求有常在悟。昔之繡花卉無陰陽，繡山水亦無陰陽，常有一枝之花而數異其色，一段之山，一本之樹，而歧出其色者，藉堆垛為燦爛焉耳，固不可以繡有筆法之畫，與天然之景物，餘憾焉。故不敢不循畫理，不敢不師真形，雖謂自餘始，不敢辭也。言乎色，若餘繡耶穌像，稿本油畫，繡意大利皇後像，稿本鉛畫，皆本於攝影。影因光異，光因色異，執一色以貌之而不肖，潛心默會，乃合二三色穿於一針，肖焉。旋悟雖七色可合而和也，分析之雖百數十色亦可合而和也，故曰：色之用無定也。……沈壽不滿意舊時刺繡隻是借堆垛色彩為燦爛畫麵的笨拙方法，更覺得攝影與西洋畫之所以能逼真而神似，是因為書麵上有明顯的光線強弱區分之故，因此她要將攝影與西洋畫的這一長處融合到刺繡之中，在力求刺繡畫麵之逼真與神似之外，更能進一步借繡線色彩區別之精，借畫麵色澤之美麗，勝過那些隻有簡單色調的西洋油畫，與全無色彩之美的鉛筆畫及攝影畫。由於她的針法高妙，表達的能力極強，最後所能得到的結果，自然能精麗華美，巧奪天工，遠駕於一切繪畫與攝影所能達到的表達效果之上。沈壽之所以能達到這一水準，除了聰明與悟性之外，更重要的，還需要有小心謹慎的技巧，與持之以恒的耐心，否則又如何能在長達幾個月始能完成的工作時間中，始終以細膩的針法來完成極其繁難的刺繡工作呢？
由此而言，刺繡不但可以培養人的敬業精神，也可以磨煉人的品性，使他們或她們在不知不覺中養成小心翼翼的工作態度，從而學成謹慎而有耐性的人。《雪宦繡譜》同一章中的《縝性》一節說：
繡，小技也，有儒者致曲之誠；女紅也，有君子研幾之學焉，其引端在縝性。縝性從審畫筆法，體物形態始。繡一切花卉、鳥獸、人物、山水之有陰陽麵者，若何而濃，若何而淡，若何而高與遠，若何而下與近，若何而動靜不同，若何而正側忽變，若何而勢便，若何而情得，非縝其性不能。而於鏡攝及鉛畫、油畫之見在人像，於人像之口角、眼角、須發，則尤宜加縝焉。餘往者嚐求肖所繡之像，而欲得其神，費數十分或數十刻之時間，反複審視而忽有得；及其既得，則隻著一二針，一呼吸之頃耳，性之不可不縝如此。言其用，則繡須發之線，較須發為細，細則易斷。知其易斷，則落針須輕，起針更須輕。起針時之小指尖用以撇線者，亦須輕。
此皆非縝性不可者。況審勢也，配色也，求光也，肖神也，妙用也，無一而不須縝性。而縝性非第耐性之謂。耐性，靜象也。縝性則靜中有動，動中有靜焉。觀人之繡者，觀其針跡之勻淨與否，而測其性之安靜與否者，十輒得七八。則夫繡之須縝其性，豈非要務哉？
沈壽在“刺繡須縝性”這一點上，能講出這一番大道理，足見她是一個十分小心縝密而富有最大耐心的人，否則她決繡不出刺繡工藝史上空前絕後的精品，並且最後終於博得繡聖的雅號。但是，長時間在繡棚架前耗費極大的精神與耐性，畢竟是一件十分傷身的工作；刺繡愈精，工作愈勤，對於健康的斷傷亦必愈甚，這必定是不易之理。而在《雪宦繡譜》第七章《繡節》中，沈壽自己就有坦白的陳述，說：
餘自笄齡，晝夜有作，嚐過夜分，炷燈代燭。及於為婦，未懈而續。中饋之餘，晷催漏促，坐是致疾，傷及任督。令我權之，二時而足，或起或行，稍間而複。是謂繡節，致餘忠告。
由這段話的敘述中可以知道，沈壽之所謂《繡節》，乃是刺繡工作應該在工作時間上有所節製之意，否則便不免損及健康，非養生所宜了。沈壽在自己的健康已經遭受嚴重斷傷之後方才了解到這一點，足見她的健康便是因早年時刺繡工作過度而受到重大傷害的。所以然之故，一方麵固然是為了生活問題，另一方麵也可能與家庭問題有關。這兩種可能性中的後一種，明顯與她的丈夫餘覺有關，而餘覺在他所寫一切有關沈壽的文章中從不提及，足見他的文章頗有不實不盡之處，不能以他的一麵之辭作為“天下後世之公論”。現在且將錢佚樵先生《張謇與沈壽》一文中所述，張謇在這些地方對餘覺所作的攻擊之處，引述一段於後，以見其一斑。錢文第五章第一節，“張謇的控訴”雲：
沈壽是從他學詩學字的弟子，又是他的親家。這位識大體明大義的女藝術家，因為遇人不淑，幽憂抑鬱，以至於病，以至於死。他為哀悼沈壽的才藝德行，所以必須要為這位女親家仗義執言。又因為要說明沈壽的遇人不淑，更直溯到餘覺當年向沈家求婚的情形。他說：當年餘覺向沈家求婚的時候，沈家本不同意。但因餘覺的任智給辯，載卻載求，同時沈母怵於餘氏為獨子，深恐求婚不遂，餘覺要走向尋死出家的消極途徑，就這樣，沈母動了不忍之心，始應訂婚的。餘覺的這種求婚方式，張謇比作“雄鳩之佻巧”，他認為這段婚姻根本是勉強的。沈壽既嫁之後，事繡必至夜分，而白天裏裏外外的家務，又都由她一人去操作，一日三餐，從不假手於人。沈壽因為不勝久立之苦，賴小凳，用一足更番半跪，冰汲暑爨，終歲無一刻之閑，工作的苛細，甚至旁及小姑的盥澡。沈壽婚後如此的艱辛，而餘覺竟毫不加以憐惜，實非人情。婚後三年不孕，即置篷室，使沈壽受氣傷心。餘覺平日令沈壽日供六簋，與寵姬酣飲宴樂，而沈壽自以二蔬侍太夫人。此等事，直是浪子的行為。……張謇後來與餘覺成了生死冤家，由他口中說出來的攻訐之言，當然不能完全作數，但也有若幹地方是可以相信的。比如說沈家當初並不樂意將沈壽許嫁餘覺，所以這段婚姻根本就很勉強；以及沈壽婚後操持家務過勞，三年不孕，餘覺即行娶妾；平時與寵姬目事飲樂，沈壽卻隻能以蔬食自奉等，必定與事實相去不遠。老報人包天笑先生所撰的《釧影樓回憶錄》中，也有一段專記餘覺與沈壽之事。據說宣統元年（１９０９）他在南京舉行南洋勸業會時初次晤及餘覺、沈壽夫婦，在他們的寓所中就看到餘覺的兩個姨太大。餘覺並為之介紹，說是準備將她們送往日本學刺繡，以便將來能作沈壽的傳人。包先生在這段話之後，接著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