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學識捍衛祖國尊嚴
各出所學，各盡所知，使國家富強不受外侮，是以立足於地球之上。
——詹天佑
北大的經濟學教授趙靖多年來一直致力於中國經濟思想史的研究工作，他的學術成果很大意義上填補了我國學術界這一領域的空白。
從1959年開始，趙靖先生開始將自己的教學和研究工作轉到中國經濟思想史領域。他通過閱讀大量的文史資料，認為中國是世界文明最早的發源地之一，16世紀以前，經濟、文化的發展長期居於世界的前列，為人類留下了極其璀璨的文化遺產，而中國經濟思想的曆史遺產，是其中很值得珍視的一部分。然而長期以來，不但外國人士對中國的經濟思想頗感陌生，就是中國的學者也所知無幾。有的西方學者斷言，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國家的古老文化中“沒有足以同中世紀西方的經院學者們在經濟分析方麵所作出的良好開端相媲美的東西”（見歐·泰勒《東方經濟思想及其應用和方法》）。舊中國一位大學經濟學教授也曾說，中國經濟思想遺產“與今之歐美科學相比較，本無一顧之價值”（見趙蘭坪《近代歐洲經濟學說·自序》）。甚至連一位曾發表過中國經濟思想史著作的人也說，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所能夠提供的“主要利益”之一，便是可能使中國人“自知不足”（見甘乃光《先秦經濟思想史》）。
這種妄自菲薄的論調在當時十分盛行，至今提起來，趙先生還是不無遺憾和感慨：“中國這麼一個泱泱大國，在公元前3世紀秦統一六國時，已擁有兩千餘萬人口和數百萬平方公裏疆土，此後近兩千年，中國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封建帝國。如此偉大的古代民族，如此發達的古代經濟文化，怎麼可能沒有豐富的經濟思想遺產？中國人的經濟思想怎麼會淺薄貧乏到‘無一顧之價值’呢？”其實，早在公元前6世紀至3世紀之間，中國經濟思想已達到一個群星競輝、百家爭鳴的階段。儒、墨、道、法、農、商諸家都較為完整地提出自己對經濟問題的見解，在財富、分工、交換、價格、價值、貨幣、賦稅等範疇以及某些經濟原理方麵的分析，較色諾芬、亞裏士多德等古希臘學者也並不遜色。秦漢以後，賈誼、司馬遷、桑弘羊、王符、李覯、王安石、邱浚、黃宗羲、王源等人在經濟思想方麵都有建樹，成就可觀。而且，許多重要的經濟、財政方麵的觀念和原理，如合理利潤率、貨幣數量說、貨幣流通速度、財政上量出為入原則以及經濟政策方麵的幹涉主義和放任主義等，中國人的發現都先於歐洲，中國古代反映貨幣拜物主義的作品，遠比歐洲更早、更多、更深刻。怎麼能“言必稱希臘”，說中國經濟思想“無一顧之價值”呢？
趙靖對這種學術傾向非常反感，這種民族自尊成了他研究中國經濟思想遺產、發掘前人經濟思想精華的最初動力。正如他在《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史講話》前言中所說的，看到中國經濟思想“和璧隨珠，貨棄於地”，他感到無比的痛心和內疚。究其原因，趙先生認為有二：一是我國學術界對中國經濟思想的曆史遺產的發掘、整理和介紹的工作，都做得不夠；中國經濟思想遺產異常豐富，文獻汗牛充棟，且非常分散。更重要的是，這些文獻的大部分都用深奧難懂的古漢語寫成，即使中國人看起來都感到費解，更不必說外國人了。二是受殖民奴化思想影響，西方國家對中國經濟思想有許多誤解和偏見，而某些國人也喪失了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對外來文化盲目崇拜，而對本民族的東西妄自菲薄，產生了嚴重的民族虛無主義心理。
作為一個經濟學者，趙靖感到了一種責任。20世紀40年代後期，他執教於燕京大學。新中國成立後，又執教於北大經濟係，長期擔任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教學工作。雖然很長一段時間以來，他未能下工夫研究中國經濟思想史，但在考慮經濟學理論方麵的問題時，往往就自然地同他所知道的中國古文獻中的事例結合起來，從而感到深有啟發，耐人尋味。20世紀50年代末，時任高教部部長的黃鬆齡到北大來，認為北大以文史見長，在後繼乏人的中國經濟思想史方麵大有可為之處。趙靖自幼喜讀古籍，在這方麵有相當基礎，於是請纓上陣，勇敢地挑起了這副重擔，在國內首先開設了中國經濟思想史課程，從而邁出了艱苦的第一步。就這樣，他踏入了這片少有涉足的“桃花源”。但他卻不想做《桃花源記》中的漁人。他已深深地愛上了這一園地，再也不願離開。他不想學陶淵明、劉子驥之類的“高尚士”，幻想尋求一片脫離現實的“淨土”；而恰是要竭盡自己的全部心血，從深層中挖掘出埋沒已久的“奇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