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五四運動的衝擊，中國傳統的價值觀與倫理觀在青年知識分子的心目中一蹶不振。孔家店倒了，於是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內，主掌中國社會的思想主流成了空缺，這樣各種思想一擁而上，百家爭鳴的局麵又再次爆發，這與對國家的救亡成為一組時代的基本表現。哲學家李澤厚先生曾以“救亡”和“啟蒙”來指代，可說是一針見血。值得注意的是，新文化運動為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都輸送了大量優秀的人才，但這些人今後的文化取向與精神回歸又各有不同。
當蔣介石發現他的北伐隻能使中國保持一種表麵上的暫時的統一時，他便使用各種手段來削弱地方割據者——大大小小的軍閥的實力。與之相應，在思想上，儒家的忠君、集權與大一統思想是有力的工具。三四十年代，因為文化體係崩潰和空虛所帶來的反彈，找尋傳統又成了一種時尚。於是，儒家文化的地位有所提升。而在共產黨看來，傳統文化需要經過現代真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改造，才有繼續存在的價值，而在特殊的時候，如當敵人采用它的時候，則不妨先打倒之。在那個年代，文化上的立場往往表明了政治上的傾向——不管自覺與否。於是，政見成為軍事抗衡的精神基礎。打壓異己變得比以往更為迫切和重要。為主義而爭與為主義而戰徹底地統—起來。
1949年，共產黨人在中國取得了政權，國民黨逃到了台灣。新中國方麵，文化上的首要任務是徹底地清除舊的統治階級的思想影響，於是有了1951年批《武訓傳》、1953年枇俞平伯進而批判胡適思想、1957年反右……在國民黨方麵，必須以保存固有文化作為孤懸海外的精神支柱與號召，如蔣介石提出的“餘篤信倫理、民主、科學乃三民主義思想之本質，亦即為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基石也”的觀點氣在“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原則指導下，二十世紀50至60年代，新中國學界進行了大規模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強調“批判地繼承”。在運動的不斷衝擊下進行了對傳統文化的重新詮釋工作，其模式大抵是將之套入階級鬥爭與社會發展的形態中，將之定性劃派，此模式導致了學術研究的高度僵化。二十世紀60年代，隨著文化大革命的全而展開，一些台灣及海外學人如錢穆、殷海光、餘英時、林毓生等人則從近百年的曆史與現實出發，較為理性地對傳統文化進行了深層次的思考。這些知識精英的研究與主張，在脫離了為主義而戰的大環境後，真正意義上的“論道”與“空談”色彩，使思想成為取代了法律與軍事的有力的統治工具。
陳寅恪先生生存在這個紛擾的時代中，始終有意識地自處於時代的主流意識之外。照陳寅恪先生最喜歡使用的以家世淵源考證人物思想之由來與分野來看，就陳寅恪先生的家世而言，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趨向於文化保守主義。而就陳寅恪先生在西方的求學經曆和他所處的時代而言，他的保守主義又糅合了相當的現代特質，最終造成一種充滿他的睿智與堅定的“中國文化本位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