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北洋艦隊在黃海海麵上的覆滅，宣告了“體用論'者所倡導的"洋務運動”的失敗。
感覺再遲鈍的人也已經發現，造成這一災難性後果的根源既不是滿朝顢頇的官員，也不是缺少訓練的軍隊，問題在於本身。
美國漢學家芮瑪麗博士敏銳地發現了這一問題，她在名著《保守主後的防線》—書中提出：
阻礙中國成功地適應近代世界的不是帝國主義的侵略，也不是清王朝的統治，或是官吏們的愚蠢和曆史進程中的偶然性，而在於儒家文化傳統中其自身的成分。
這一研究視野雖然未必就是定論，但是很值得認真借鑒和思考。
1895年5月2日，當時的改良主義者領袖康有為、梁啟超聯合在京各省舉人上書光緒帝，反對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並提出遷都、變法等主張。在幾年的輿論準備之後，康有為等人又於1898年發動了一場從改革製度人手的變法運動。
一百零三天後，這場運動為守舊派所鎮壓。耐人尋味的是，執“體用論”的地方軍政重臣如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等對維新運動都曾暗中抵製。這個事實說明了兩派之間的重大分別：盡管康有為以今文經學派傳統為核心，用對古老的經學的重新詮釋來為自己確立變法的依據，但體用論者們已經發現，在康氏經學的古老形式之下蘊涵的是新的內容，這種新的成分將給“中學為體”的中學帶來實質性的危害，而“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一旦傳統文化的精神支柱被侵蝕，則“西學為用”的西方物質文明將被用來反對傳統自身，反落得個“為西學所用”的尷尬局麵。
“以夷變夏”成了他們最不想看到的現實。聯想到“公車上書”之後張之洞曾支持過建立在上海的強學會，而幾個月後，他又撤回了自己的支持，在經濟命脈巳經深深左右國運的時代，中下層士大夫階層和經濟強人們的冷眼旁觀，再一次成了“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注解。
因此，缺少地方實力派鄉紳階層支持的戊戌變法早巳埋下了失敗的因子。這種因子與其說是政治上的，毋寧說是內在精神上的。維新派與體用論者走的畢竟是兩條不同的路。而這不同的華夷觀貪及其體用學說，已經成了左右這一時代文化與政治發展的前沿陣地。每一個身處這一時代的士大夫成員都必須做出一種選擇。中國社會再一次出現了非左即右的時代政治大排隊，儒學的國家化使其宗教性特點成為不可逾越的天然鴻溝。
當維新派、體用論者與保守派往進行著錯綜複雜的鬥爭時，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在海外悄悄興起。
孫中山是個堅定的民族主義者，也是一位從小就接受了西方文化熏陶的人。作為民族主義者，他渴望將二百多年前夾落的政權從滿族人手裏轉到漢族人手中；作為接受了西方文化的民主主義者，他決定這個政權應建立在自由民主平等的原則之上。這樣，他就同時為自己製造了兩個敵人…因為前者，他激怒了維新派；因為後者，他將得不到體用論者的同情。這使得他的兩個敵人之間第一次在思想上有了合作的基礎，這在二十世紀的革命派與維新派（保皇派）的論戰和1917年的張勳複辟中表現得很清楚。
結果，在革命派勝利後，維新派的大部分與體用論者在時代浪潮的衝擊下雙雙變成了遺老。
而革命派也並非一帆風順。辛亥革命成功後，因為袁世凱的稱帝與北洋軍閥控製民國政府，孫中山不得不到南方去尋求繼續革命的力量。在這段摸索的時間裏，中國興起了一次從根本上衝擊傳統文化的運動新文化運動。
這次運動是基於對民國政治的極度失望而生，更因為想徹底打破悠久的華夷觀念及其體用學說所形成的以儒學國家化核心的社會文化基礎。激進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認為，政治混亂的根源不僅僅在於製度，更深的原因是此製度所賴以依存的精神與原則，在中國，這種精神與原則全麵地體現在儒家文化當中，而袁世凱與軍閥們的尊孔引起了他們的更大反感。胡適首先發難，他倡導了文體改革，消除了儒家文化幾千年來的傳統載體與媒介，陳獨秀更是髙聲提倡從西方引進“德先生與賽先生”，認為傳統儒家文化是中國一切貧困、落後與保守的根源，必須以西方的理性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來打倒它，1919年中國在巴黎和會上外交的失敗激起的五四運動更是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