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二、陳寅恪先生與現代中國思想界(1 / 3)

大凡從對一個曆史人物的思想和生平的角度出發,研究某一時代的思想文化傾向及其政治表現特點,最基本的條件就是被選取的這名曆史人物應該具有能夠說明該時代諸多特點的典型性,並且又能其有其他同時代的曆史人物所不具備的價值取向及生命情調。而在我們看來,曆經晚清、民國、新中國三種社會的發展和轉換,又長期留學海外、學貫中西卻又以維護傳統思想和文化為己任的陳寅恪先生,正是一個難得的解讀文本和不二人選。這便是我們這本書立意的由來。

1969年10月7日晨5時許,在廣州中山大學西南區五十號一間普普通通的平房宿舍裏,在經過了跨越兩個世紀、曆經了三種社會轉變、走遍了四大洋之後,前中華民國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中國科學院第一屆學部委員、清華研究院著名的四大導師之一、蜚聲中外的史學大師、中山大學教授陳寅恪先生——這位孤獨、高傲而又固執己見的文化老人永遠地停止了心跳。此時,摧毀一切中國傳統文化的文化大革命已進入了第三個年頭。它還將在這位老人生前如此摯愛的燦爛中華文明的孕育地上再肆虐七年,繼續掀起無數的沉渣與蜉蝣。當風暴平息,大多數中國人低頭吮舔著傷口時,另一種意義上的社會大變動即將發生。

隻是這一切,這位老人再也看不到了。

如果我們掀起曆史那看似綿延一片的皮膚,我們將發現它的肌肉與血液中那一個個的個體組織。當考察曆史時,個體是最基本的元素;同樣,對於個體的考察,也可見出該曆史時代的一個特定的斷麵。個體在時代中的價值取向與文化理性,經過了主體的取舍去予的過程。在這如何取、如何予的過程中,可以生動地展現出一個時代變遷的信息,展示曆史發展變化的大致脈絡。這正如任何一個生理切片,它的微細血管與組織必與全身其他部分相聯係一樣。陳寅恪先生的一生就是反映十九、二十世紀中閏社會和曆史發展與變遷過程的一個最好的生理切片。

陳寅恪先生的一生,經曆了晚清、民國、新屮國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從康梁變法、庚子之變到清室下台、辛亥革命,從留學日美、讀書德法到喪祖失父、兄死母亡,從避亂西南、客居香港到北上京都、南下兩廣,從留命任教、思想改造到反右浪潮、停職思過,從“文革”風暴、人妖顛倒到挨批挨鬥、目盲足跛,直至夫妻雙亡……陳寅恪先生的一生是一個中國傳統知識人在三種社會變革時期和曆史發展過程中的典型代表,是近現代中國思想和文化、社會和曆史發展變換的真實的寫照。換句話來說,陳寅恪先生作為個體,其一生的遭遇和他的文化思想與價值取向是一個傳統知識人在複雜的社會和曆史轉換中所出現的不可避免的悲劇,在大英帝國的鴉片和堅船利炮的威脅下打開了天朝那沉重的大門的清政府,終於被迫將古老的中國拉進了整體世界曆史的潮流之中,其代價卻是與西方列強簽訂了一係列屈辱性的不平等條約。在天朝老大帝國的深層心態裏,這些條約可視為利益的讓渡,是維持現狀、羈縻柔遠之策。但這些帶有侮辱性的條款卻深深刺激了一部分已經覺醒的如魏源、馮桂芬等知識分子的心靈。在痛定思痛之餘,這些精通儒家經學中的變通思想的先驅們發現要與西方抗衡,就得先拜它為師。所謂“師夷長技”便是基於這一出發點而來。起初,他們的著眼點是西方的物質文明,特別是軍事工業。到戊戌以後,則是西方文化。

相對於中國本土文化而言,西方文化完全是一個外在的異己體,兩者之間有著千頭萬緒的區別。它的輸人,必然要引起本體固有文化的排斥與抵抗。自古以來的華夷之變當然是主流,所謂“以夏變夷”的傳統方式成了當時士大夫們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安慰。起初,以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等清朝部分上層官吏及團結於其周圍的士人想用一種欲拒還迎的方式來捍衛本土文化,這就是學習西方的物質文明,但以中閏傳統文化與倫理作為意識形態的主體,此即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之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