拙作《紅兜肚》於2008年5月出版推向市場，在慶幸自己五年心血終於變成了中國文學作品洪流中的一滴水珠的同時，心裏時時刻刻多了一份牽掛，難以預料它到底能走多遠，是否被讀者接納。說實話，當時把土頭土腦的《紅兜肚》送出去經見世麵，就像我的父老鄉親們把從未出過門的子女送出家門打工一樣，在堅守自己那份固執倔強的秉性背後，寄予更多的是希望。
我寫《紅兜肚》，完全是出於必然的。我的家鄉在偏遠的山區農村，我的祖輩是農民，我是農民的兒子。這些年來，無論我是在外求學，還是在不同的崗位上工作，但時常眼前浮現的是家鄉那樸素的山巒與溝壑，還有土地上彎腰躬背的父老兄弟。然而，正是那貧瘠而又充滿營養的黃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滿智慧的父老鄉親養育了我。他們跟父親和母親一樣，為了讓自己的兒女有出息，為了把日子過到人前頭，默默無聞地、永恒地在這塊黃土地上辛勤地勞作和創造著。這裏盡管有太多的苦難，太多的貧窮和無奈，但這裏也有太多的堅守，太多的堅毅，太多的粗獷和遼闊。別看他們穿戴土俗，文化粗淺，但能人精人如同天上的星星一般稠密。在他們中間，有的老哥是退居二線的廳級高幹，有的小弟是軍官，有的大侄子是億萬富翁，有的閨女在國外留學。不用說，生活在這個世界裏，自有另一種複雜，另一種智慧，另一種哲學的深奧，另一種行為的偉大。這種偉大不僅是他們用自己的現實生活寫真見證著社會發展的大變遷，更值得一提的是，從他們身上還能觸摸到當代人最缺乏的剛毅和血性來。可以說，我是在“為什麼我的眼裏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這樣的心境中完成拙作的。
《紅兜肚》出版時間不久，就有信兒反饋了回來。我的手機信息和電子信箱裏時不時會有讀者發來感言，與此同時，還有一些我認識和不認識的讀者登門，要和我討論或“切磋”種種生活問題、文學問題。一個從山裏走出在北京打工的青年，用電子信箱給我發了四五千字的讀後感，說他就是小說裏的那個張天宇，想起當年離家出走和睡廣場的那些情景，不由得讓他這個大男人哭了鼻子。在一個淩晨快兩點的夜間，一個很固執的鄉下農民把電話打到家裏，說他剛剛把小說看完睡不著覺，問《紅兜肚》是不是寫他們莊子裏的事，小說裏的張有富、李桃花、張乾坤、田玉芳、劉世道、靳興榮等人，他聽說過和見過他們……最後，他有些較真地給我糾正了犁地時的一些不太規範的動作。一天下午，我在辦公室裏上班，一位回族阿訇慕名找到我，說是他在遠路看到過這本書，粗略地翻看了一遍還不錯，今天趁趕集想買一本拿回家細細看，可跑遍了小縣城的十幾家國營私人書店沒買到，要我給他買一本我的書。我聽了他的話既激動又感激，敬重地贈送他一本《紅兜肚》，並陪他走出辦公樓的大門，目送他一直消失在街道的人流中。
《紅兜肚》出版三年多，多虧各位熱心讀者的抬愛，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廣東、四川、陝西、內蒙古等地的數百家購書中心和新華書店“打上了工”，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華中師範大學、湖北大學、廈門大學等40多所大學圖書館裏注冊“落了戶”，還有幸跨越海峽成為台灣同胞手中的讀物，作為友好“使者”飛到了大洋彼岸美國。這真是讓我這個遲鈍又笨拙的人“風光”地有些愕然惶然了，同時也體味到了一種友善的情誼和春天般的溫暖。在這裏，我更加堅信路遙老師的諄諄教誨：“寫小說，這也是一種勞動，並不比農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貴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勞動者的赤誠而質樸的品質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勞動者一並去熱烈地擁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湧動起生命的血液……”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讀作品因讀者而不同”。應該說，廣大讀者最有發言權，是最公正的評論者。如果碰到了執著的讀者，他能從作品中讀出知識、哲理和趣味來，那這位朋友肯定是作者的知音，這部《紅兜肚》作品就是獻給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