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的僧璨大師，常以避世高蹈，隱姓埋名的姿態出現，猶如神龍見首不見尾，留給後人以無法捉摸的一段史料，而留下太多的疑竇。
——《禪話》
禪宗作為佛教的一個支派，自達摩西土東來，二祖慧可斷臂求法，傳至僧璨，方使之中國化，暢行於世，成為漢傳佛教中最具中國特色的宗派之一。
禪宗三祖僧璨，關於他的身世，《楞伽師資記》用了八個字來概括——“罔知姓位，不測所生”，也未見唐道宣和宋讚寧給其立傳，《祖堂集》關於僧璨的生平隻有簡單的幾句話，但據信應是北齊時代生人。僧璨原是一位虔誠信仰佛教的居士，有關他到二祖神光處請開示佛法的典故，《傳燈錄》的記載相對較為詳細。南懷瑾先生認為，有關中國禪宗史料的專書和曆代禪師的語錄，乃至禪宗公案的彙書等，在談及二祖神光傳授道統衣缽給三祖僧璨大師的事時，始終語焉不詳。至於曆來傳述三祖的《信心銘》一篇，則又如司馬遷在《伯夷列傳》中所引用《采薇》之歌一樣，都是對某一人某一事唯一值得征信的史料，可資存疑者的參考而已。
話說神光大師承托祖師的囑咐，繼續於少林進修，並闡揚禪風，博求法嗣。到了北齊天保二年（551），有位居士，看似四十出頭，斯文有禮，不道姓名者，前來少林寺來參謁神光，說道：“弟子罪業深重，身患重病。所以特地來懇求和尚慈悲為我如法懺悔業障。”
大師摒息冷靜道：“你把罪找來，我幫你懺罪！”這位居士愣了半晌，沉思片刻，忽然說：“覓罪了不可得啊！”大師便道：“好了，已經幫你懺罪完畢了，現在，你隻要依佛法僧三寶而住，就是了！”
居士隨即問道：“今見和尚，已知您是僧寶，不知什麼叫佛法？”大師哈哈笑道：“你的心就是佛，你的心就是法，佛法不二無別，僧寶就是如此，就是佛法。”
居士深深頂禮，歎道：“今日才知原來罪性，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就像我的心也是一樣，佛法也是一樣，都是相通的。”
經過這一番問答，神光大士深感來人知見正確悟理甚深，是個佛門法器，便道：“你就是僧寶,以後就叫做僧璨吧。”為他剃度出家，取個法名叫做僧璨。
南懷瑾先生認為，書中所記載的僧璨初向二祖求法的故事同二祖向達摩祖師求乞“安心”法門的典故好似一個模子的翻版，隻是神光所求在於如何“安心”，僧璨所求在於如何懺罪才能除去纏身風恙。一個求“安心”，一個求“安身”。此處有兩個問題需注意。其一，心身是二是一？其二，“身纏風恙”是身之病，佛說病由業生，業由心造，再進一步說，此身也由業識而來，而業識則由一心所造，倘若能轉心去業，則可回心轉身了。
這一年的三月，僧璨在光福寺受足具戒。為避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之災，僧璨隨二祖南遁隱居，往來於司空山和皖公山（天柱山）之間長達十五年之久，後二祖在“二祖洞”頂的巨石之上將祖師衣缽和經傳與僧璨，是為禪宗三祖。隋開皇十年（590）僧璨正式駐錫山穀寺（三祖禪寺）。隋大業二年（606）圓寂，入寂前，僧璨禪師曾告訴大眾：“別人都把坐著入滅看得很重，認為這樣的走法希有難得，我則不然，我今天要站著走，以示生死自由。”說完，便用手攀著樹枝，奄然而化。唐玄宗諡為鑒智禪師。
在禪宗發展曆史上，僧璨是一個重要的坐標。禪宗初祖達摩在南朝時將禪法帶到了中國，當時人們是遇而未信，至二祖慧可時，人們是信而未修，在三祖僧璨時是有信有修。他對禪宗的漢化改造發展，有幾個明顯的表現。其一，變麵向達官顯貴為麵向下層群眾。佛教初入中國，信仰接觸者多為貴族，僧璨改變靠上層弘法的方略，變為在村夫野老中隨緣化眾；其二，變在都市城廓建寺院為在深山僻壤布道場；其三，變居住無常的“頭陀行”為公開設壇傳法；其四，變“不立文字”為著經傳教。
禪法初傳，有“不立文字”之說，主張靜坐安心漸悟法門。僧璨在公開弘法的同時，精心著述《信心銘》。《信心銘》以詩體寫成，從曆史與現實，祖師與信徒、教義與修持的結合上，闡明義理，大開方便，應機施教。有人稱《信心銘》是中國禪宗史上第一部經典，為禪宗以文字總結其修習經驗開創了理論先河。
至道無難，唯嫌揀擇
《信心銘》的開場，便首先肯定地提出“至道無難，唯嫌揀擇”的警語，明指世人不能自肯自信其“心”的疑病。至於其中引用辨別佛學理念之處，不一而足。最後他又歸結為“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語道斷，非去來今”為結論。禪宗自此開始，才完全呈顯出中國文化的光芒與精神，學者不可不察也。
——《禪話》
三祖僧璨在世的時候，雖然沒有公開弘揚祖師禪法，但是他為後人留下的《信心銘》卻對後世禪宗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南懷瑾先生指出，達摩禪自梁武帝時期開始，在中國初期秘密傳授，到了陳、隋之際，正當僧璨大師時期，已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曆史。但自僧璨著作了一篇《信心銘》以後，它與中國禪祖師誌公大士所作的《大乘讚》等詞章，以及中國維摩禪祖師傅翕大士所作的《心王銘》等彙流，才開始奠定隋、唐以後中國禪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正信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