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法律不斷健全的今天，農民動輒上訪，無論上訪的數量還是上訪的規模都成增長趨勢，無論從哪個角度講都不正常，它在顯露農村社會心態不正常的同時，也揭示了中國行政體製機製上的積弊。長期以來，縣鄉政治生態在重壓下成長，穩定是懸在縣鄉兩級頭上的一把利刃，為了穩定息事寧人，甚至化錢買穩定。許多縣鄉官員業績很好，能力很強，政聲也不錯，結果卻因為某一件事，栽在農民集體上訪事情上，這對這個層麵上的官員不能不是一個深刻教訓。
從縣政權層麵分析，“侵害”農民權益的問題主要是征地拆遷，我堅信大多數、絕大多數官員都能把農民權益放在決策中加以認真考慮，主要是標準問題。標準由誰來定，怎麼樣確定，什麼樣的標準才是保障了農民權益。這是在縣級層麵解決農民權益問題的關鍵。
從鄉鎮政權層麵分析，稅改後，各種亂收費的土壤被鏟除，應該說，鄉鎮侵害農民權益的問題已經沒有普遍性，但是鄉鎮行政在技術上仍然存在障礙。大致有三類，一是指導村委會依照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實行自治，如何在實踐中落實三分之二以上村民同意具有法律效力的決議。現在農村改造鄉村公路等公益事業，國家都是補助一部分資金，不夠部分還得靠農民，三分之一不同意，不出工也不出力，作為鄉村組織怎麼辦？二是執行計劃生育法，國策主要依靠鄉鎮幹部落實，超生的不交社會撫養費，申請法院執行難，鄉鎮政府怎麼辦？三是新農村建設環境整治，村莊規劃三分之二同意，政府也批準了，可實施還是難，窮人沒條件拆，思想意識差的條件不滿足不拆，路修不過去，環境改不了，政府怎麼辦？思想工作反複做，可農民的利益集體經濟組織無法滿足，都沒有辦法。強行推進，農民上訪，這些都是所謂“好心辦壞事”的範疇，鄉鎮、村不幹不行，幹了農民得了實惠，幹部卻得不償失，有些時候事情辦好了，個別農民跑省了，無奈之下，鄉鎮又得化錢消災。這也是鄉鎮幹部的困惑之一。
作為鄉鎮幹部受點委屈，倒也不算什麼，所謂小孩不罵長不大。問題是農民在縣鄉政治生態中看到了權益之外謀取利益的機會。難道農民對上訪情有獨鍾。上訪解決問題快，上訴講程序，上訪講運氣，如果碰到一個怕事的長官，不分清紅皂白，叫下麵拿錢了事，哪才叫福氣。有個鄉鎮同仁對我講，他所在鄉鎮有個農民三十年多前因強奸被判20年，去年粵運會期間，這個老農民組織全家跑到市裏，說三十年法院製造冤假錯案，要求政府平反，並賠償損失，揚言如不解決將赴京訪，市裏打電話要求鄉鎮做好穩控，做好安撫工作。這個鄉鎮沒有辦法，隻好拿錢了事。這個事對我觸動很大，我不反對上訪，上訪如果作為一種民情反映渠道應該保留，但作為解決問題的主渠道，我認為不妥，高官們為什麼不能給基層多點信任，給上訪農民多點耐心，勸導農民上訴呢？有些官員對下屬作為習慣拍案而起，動輒教訓下級，須知他的拍案是在偏聽偏信的前提下做出的，當事實真相非權益訴求人說的那樣，又當怎樣麵對下級呢？
審視現行信訪製度，至少有三個方麵弊端，一是鼓勵上訪機製，一部信訪條件，構建了一個鼓勵上訪的機製，而且以辦事快捷要求各級機關，作為一個行政係統，上級有更正下級行為的權力，我不明白的是，既然是權益爭議，總有個仲裁的程序吧？二是信訪部門職責不清，誰能說清信訪部門是辦事部門還是傳話部門？如果是辦事部門，那麼就不能把哪一鄉鎮哪一縣市的上訪簡單打發原藉處理。信訪部門從職責設臵上應該具有穩定“安全發泄門”的功效，作為上級信訪部門對下級或者是下幾級轄區內的信訪者，都必須在相信基層的前提下做好上訪者的工作，教育上訪者遵守條件依法上訪，對不依法上訪者采取必要的司法措施，同時動員信訪者走上訴路線。三是責任追究機製不夠科學。如果說農民的權益訴求都是合理的，屬於哪一級的責任處理哪一級幹部，這是合理的，不能簡單地把上訪多少作為業績考核指標，更有諷刺意味的是，某些精神病患者赴京訪，也要基層化錢消號，怎麼講我們的政權不致於脆弱到畏懼幾個精神病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