曆史上有兩次可以相媲美、可以相比擬的“遠征”:一次是人們耳熟能詳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中期紅軍的兩萬五千裏長征;另一次要前推一千三百多年，是盛唐高僧陳玄奘用十七年時間行程數萬裏，遍遊西域諸國，終於從天竺(今印度)取來佛教經卷，勾通了大唐與西域的聯係，為中外文化交流寫下了輝煌的一筆。
六百年前，明代偉大小說家吳承恩依據唐僧取經這個足令炎黃子孫驕傲的曆史事件所敷衍的故事，創作成不朽的神魔小說《西遊記》。
組織和領導了紅軍長征的毛澤東，對描寫唐三藏(玄奘法師)西天取經的小說《西遊記》情有獨鍾。在古典小說“四大名著”中，毛澤東少年時代最早閱讀的就是神魔小說《西遊記》。晚年的毛澤東對其依然興趣盎然，還將各種版本的《西遊記》對照著讀。
毛澤東曾經引用馬克思的話說:“最好的神話具有‘永久的魅力’”。在他讀書生活中，解讀《西遊記》具有新奇的感受和特殊的地位。
研究毛澤東的專家陳晉說:“在毛澤東的眼裏，《西遊記》的故事主脈，同他所領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運動幾乎有著異乎尋常的同構關係。中國共產黨為實現推倒三座大山這一目標，如同唐僧師徒四人為實現西天取經的目標一樣，要經曆許許多多的艱難曲折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進取者隊伍中的各色人等的信仰、意誌、毅力、作風、膽識、智慧及其相互關係，都必然要經受九九八十一難的考驗。”(《毛澤東之魂》修訂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9月版，第143頁)
毛澤東十分讚賞唐僧師徒西天取經的堅定信念，把這種對事業的執著信念引伸到革命實踐中來，是他解讀《西遊記》的“主旋律”。堅定的信念，堅強的意誌，堅決的毅力，唐僧的遠征需要，紅軍的長征需要，新的長征仍然需要。
(一)
自古以來，凡能克大難者必有大誌，有大誌者遂下深功，下深功者乃成大事。所謂大誌，即今人所說的理想信念。
解讀《西遊記》，毛澤東從唐僧師徒的精神世界提取營養，首重這支隊伍目標明確，方向堅定，有理想信念。他說:“唐僧這個人，一心一意去西天取經，遭受了九九八十一難，百折不回，他的方向是堅定不移的。”(牛克倫:《熔爐》，《回憶毛主席》，人民文學出版社1977年9月版，第245-246頁)
無論是曆史上西行求法的陳玄奘，還是神話中西天取經的唐三藏，有一點是大體上一致的，雖然萬裏迢迢，倍受磨難，卻是信念堅如磐石、方向堅定不移的佛教薪火傳播者。唐僧自從踏上西行征程，就義無反顧，絕不退縮。他有明確的取經目的，雖然身為僧徒，但他忠君報國，取經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唐王朝“江山永固”;他有奮不顧身的鬥爭精神，在困難和妖魔麵前，始終保持了不為威武所屈、不為艱險所畏的品質，雖然慈眉善目，似乎軟弱無能，內心卻無比堅毅，是虔誠而又意誌堅定的宗教信徒;他有不為榮華富貴、美女絕色所動的佛格修養，不僅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而且還富貴不淫。以富貴相邀，以美色相誘，唐長老的態度一貫是:“我們是個出家人，豈以富貴動心，美色留意，成得個什麼道理。”第99回寫八大金剛將唐僧四眾從空中墜落下地，以完成八十一難處作者用詩句點綴:“九九歸真道行難，堅持篤誌立玄關”。意思是取經得道之難，難在少一難即功虧一簧。必須立定誌向，堅持到底，方能成功。這是對《西遊記》主題、對唐僧師徒精神境界的一種點睛之筆。
毛澤東曾經借鑒唐僧萬裏長征，不怕艱險，認準目標堅定向前的奮鬥精神，鼓舞人們努力拚搏去爭取革命勝利。抗日戰爭勝利後，爭取國內和平困難重重，毛澤東告訴同盟者和同誌們:“唐僧去西天取經，還要經受九九八十一難;我們要爭取和平，也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得來，也需要唐僧那種百折不回、堅定不移的信念。”(吳黔生高保華李新樂:《肝膽相照》，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10月第版，第237一一238頁)戰爭轉化為和平，是一個艱難的曆史過程，毛澤東又深知蔣介石所代表的國民黨右派沒有和談的誠意，隻是把“重慶談判”當作一種政治姿態，一種籠絡人心的策略，甚至是調兵遣將完成向解放區進攻的軍事部署的掩護手段。但是，和平之路再艱難，毛澤東認為也要像唐僧取經那樣去爭取。曆史事實證明了毛澤東判斷的準確性，自恃兵力強大又有美帝國主義作後盾的蔣介石，終於走上內戰的戰場。經曆了四年艱苦卓絕流血犧牲的解放戰爭，才迎來了和平的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