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佛讚揚如來的大法。孫行者卻又對唐僧道:“師父，此時我已成佛，與你一般，莫成還戴金箍兒，你還念什麼緊箍兒咒勒我?趁早兒念個鬆箍兒咒，脫下來，打得粉碎，切莫叫那什麼菩薩再去捉弄他人?”
已經成佛的孫悟空，並沒有消釋心頭對束縛的積怨，對限製過他自由的緊箍兒仍然耿耿於懷。他最終關心的並不是什麼“大法”，而是他始終追求的瀟灑自由。孫悟空為了求得自身的自由和解放，從始至終進行了不懈的鬥爭，而一切美好的人情人性也在這種鬥爭中受到鍛煉，更臻完善。從思想發展史的角度說，《西遊記》小說中所反映的這種解放個性、追求自由和爭取民主的精神，對於衝破封建專製的牢籠，打碎其精神枷鎖，有其開啟肇始之功，無疑是難能可貴的。
說到《西遊記》“影響對人民的教育”，還要提到魯迅先生的議論。他在《上海所感》一文中就涉及到這一點。他說:
我們從幼小以來，就受著對於意外的事情，變化非常的事情，絕不驚奇的教育。那教科書是《西遊記》，全部充滿著妖怪的變化。例如牛魔王呀，孫悟空呀……就是。據作者所指示，是也有邪正之分的，但總而言之，兩麵都是妖怪，所以在我們人類，大可以不必怎樣關心。然而，假使這不是書本上的事，而自己也身曆其境，這可頗有點為難了。以為是洗澡的美人罷，卻是蜘蛛精;以為是寺廟的大門罷，卻是猴子的嘴，這教人怎麼過。早就受了《西遊記》教育，嚇得氣絕是大約不至於的，但總之，無論對於什麼，就都不免要懷疑了。(《魯迅全集》第7卷，第410頁)
魯迅先生講對“意外事情、非常事情”絕不驚奇，是因為從幼小以來就“受了《西遊話》教育”，這本書中“全部充滿著妖怪的變化”。魯迅的話，大有深意，那意思是不管當權者對立的雙方怎樣變換麵孔，變化招法，“兩麵都是妖怪”，統治者的反動本質和吃人本性，萬變不離其宗。所以，對於他們的“變化”，不驚奇，更沒有嚇得氣絕，而且要持“懷疑”態度，就是不相信他們會變好，他們的“變”，其實就是騙，本質還是“妖怪”。這就是魯迅先生觀察十裏洋場上海攤的感受。
魯迅稱懂得這些生活真理的“教科書是《西遊記》”。先生無意當中說出一個基本事實:《西遊記》對國民教育影響甚大!毛澤東曾經說過他與魯迅的心是相通的。在《西遊記》影響對人民的教育這點上，兩人又有了契合之處。
《西遊記》問世四百餘年，不脛而走，流傳廣泛，影響即深且巨。它在我國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石猴出世、大鬧天宮、火焰山、通天河等故事，孫悟空、豬八戒、牛魔王、白骨精、太上老君、如來佛等人物，被人民大眾津津樂道。《西遊》還被改編為京劇、木偶戲、皮影戲、電影和電視劇，人們還依據孫猴子、豬八戒、唐三藏人物形象特征，創造出“豬八戒上牆----倒打一耙”籌眾多俗語、歇後語，活躍於人們口頭舌尖。現在，《西遊記》精彩片斷編入了教科書。《西遊記》對人民大眾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隻有《三國演義》、《水滸》和《紅樓夢》可以與之相比。而在青少年讀者中，《西遊記》的影響更是首屈一指，要用別的文學作品的什麼形象去取代孩子們心目中的孫悟空和豬八戒的地位，那大概隻有年齡的增長才能做到。有文獻表明，毛澤東和魯迅兩人，也都是在少年時代就開始閱讀《西遊記》的。
當然，《西遊記》是以文學這種特殊的形式，影響到對人民的教育的。“《西遊記》是中國最優秀的神魔小說”，這個讚譽是當之無愧的，這個判斷是準確無誤的。無論在評論界，還是在讀者群，都沒有任何疑義。它以想象奇魄、思想深邃、筆法超絕的自身價值，取得了中國文學史上無可爭議的輝煌地位，同時贏得人們對它經久不衰的熱愛，並連綿不絕沒有終止地走入大眾生活。它用孫悟空的反抗形象鼓舞人民向封建主義和邪惡勢力戰鬥，它的天才諷刺和幽默機智，它形象描寫的鬥爭方法和製勝手段，啟迪了幾世紀來人民的智慧，它的藝術形象教導人們去認識生活，它在形象創造及描寫手法等方麵的藝術成就至今仍在滋潤著筆耕者的文心筆法。
毛澤東的教育觀，是一種著眼曆史、總攬全局、囊括萬物、承認事物普遍聯係的大教育觀。他天才地指出《西遊記》在教育發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把沒有教育著作、沒有教育實踐、隻當過幾年小官的吳承恩與孔子、孟子、荀子、屈原、司馬遷、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關漢卿、施耐庵、曹雪芹、孫中山這些中華文化巨人宗匠並置一處，把《西遊記》與《論語》、《離騷》、《史記》、《紅樓夢》等煌煌巨著放在一個水平線上，稱其文學創作是“民主文學”，在中國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一席。吳承恩終身科舉、詮選未果，《西遊記》在清代成為禁毀小說，卻能在死後四百年得到一位革命領袖的賞識。這無疑提升了《西遊記》在中國文學史、文化史上的地位，擴展了這部小說的社會教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