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訓（1838—1896）清山東堂邑（今山東聊城西）人，原名武七。行乞，以所得資財在堂邑、館陶、高唐、臨清等地建四所義學，得到地方官吏獎勵。清政府賜以“義學正”名號和賞穿黃馬褂。
武訓是近代中國的一個富有傳奇色彩的乞丐。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中國教育界，武訓興學的故事很走紅，被視為辦學的一種良好模式。武訓也被譽為武訓精神。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一些講話裏，也曾稱讚過武訓行乞興學的精神，並用它來鼓勵大家克服困難，把革命堅持下去。
1951年，電影《武訓傳》製作完畢，放映後受到歡迎，諸多報刊還紛紛發表文章予以肯定、張揚。毛澤東觀看了這部影片後，很不以為然。同年5月20日，他為《人民日報》寫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認為“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封建統治者的偉大鬥爭的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築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並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醜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醜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鬥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所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汙蔑農民革命鬥爭，汙蔑中國曆史，汙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就是把反動宣傳認為正當的宣傳。”（《毛澤東文集》第六卷第166頁）由此開始了一場全國性的批判《武訓傳》的運動。
毛澤東組織和領導了這場建國後在思想文化戰線上的運動。他就武訓其人其事發表己見，高屋建瓴，評述武訓。同年6月，在審閱《學習》雜誌楊耳（許立群）《評武訓和關於武訓的宣傳》一稿時，他先後增添了幾段內容，認為“武訓裝得很像，他懂得封建社會的尊卑秩序。他越裝得像，就越能獲得些舉人進士的歡心，他就越有名聲。他已經很富了，還是要行乞。他越行乞，就越有名聲，也就越富。武訓是一個富有機智和狠心的人，因此他成了‘千古奇丐’，隻有那些天真得透頂的人們才被他騙過。”毛澤東認定武訓的行乞和興辦“義學”“其實是一個騙局。”（王子今《毛澤東和中國史學》第326頁）毛澤東對宣傳武訓表示了極大的不滿：“現在，姑且不說武訓辦學的方法和結果，單說武訓辦學的動機，即是說假定地真想要使窮孩子識字，借此以改變窮人們的悲慘地位，這種想法，難道是不正當的嗎？我們說，武訓自己怎樣想是一件事，武訓的後人替他宣傳又是一件事。武訓自己一個人想得不對，是極小的事，沒有什麼影響。後人替他宣傳就不同了，這是借武訓來宣傳自己的主張，而且要拍成電影，寫成著作或論文，向中國人民大肆宣傳，這就引起了根本問題了。”（《黨的文獻》1998年第2期）
此後不久，由人民日報社和中央文化部組織的武訓曆史調查團赴山東堂邑、臨清和館陶等縣實地調查。毛澤東在調查團出發前說了這場討論《武訓傳》的目的。他說，武訓本人是不重要的，他已經死了幾十年了；武訓辦的義學也不重要，它已經幾經變遷，現在成了人民的學校。重要的是我們共產黨人怎麼看待這件事——對武訓的改良主義道路，是應該歌頌？還是應該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