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觀應（1842—1922）近代思想家。廣東香山（今廣東中山）人，字正翔。早年在上海寶順洋行、太古輪船公司做買辦。1878年為李鴻章賞識，曆任上海機器織布廠總辦、漢陽鐵廠和粵漢路公司總辦。1895年後投靠盛宣懷。辛亥革命後寓居上海，有著作《盛世危言》，提倡向西方學習技術，富國強兵。
毛澤東1908年在韶山家鄉時就讀過鄭觀應的《盛世危言》。他對同鄉李激清說：前幾天，我讀了《盛世危言》，深感自己學問不多，要繼續進學校讀書。趁年輕時學好本領，將來做一番利國利民的事情！（張步真、趙誌超《故國行》第148頁）《盛世危言》這部書開拓了少年毛澤東的眼界，給他留下了極深的印象。幾十年後，他仍對這部書念念不忘。
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與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談話時，回憶起這本書給他的影響。他說：（父親）要我熟讀經書，尤其是他在一次訴訟失敗之後，更是這樣了，當時他由於他的對手在法庭上引用了一句很合適的經書上的話而敗訴。我經常在深夜把我的房間的窗戶遮起，好讓父親看不見燈光。就這樣我讀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書，我當時非常喜歡這本書。作者是老的改良主義學者，認為中國之所以弱，在於缺乏西洋的裝備——鐵路、電話、電報、輪船，所以想把這些東西引進中國。我父親認為讀這些書是浪費時間。他要我讀一些像經書那樣“有用的”東西，可以幫助他打贏官司。可是，我看的書，逐漸對我產生影響。
次年8月，洛川會議後，有天晚上，他又和郭化若談及這本書。毛澤東說：“十幾歲那年，我讀到一本描寫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小冊子，一個通宵，一口氣把它看完，讀後對中國的前途感到沮喪，開始認識到‘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一本倡導維新的技術改良的書《盛世危言》，使我接觸到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思想，也就是讀了這本書後，我作出決定：為了中國的命運，必須走出韶山，走出湘潭，去學習更多的知識。”（高寶新《碧血丹心——毛澤東和他的麾下將領》，長征出版社2004年1月版第170頁）
1947年8月，毛澤東在陝北沙家店戰役結束後，與警衛員閑談時又提及了這本四十年前他讀過的書，他說：小時候看《水滸》，隻知道殺富濟貧，不懂得反封建；大點了，看《盛世危言》，以為有了外國的技術、機器和槍炮就行，還是不懂反封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