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和陳雲作為中國共產黨內第一代領導集體中的兩位傑出領導人，在長期的革命和建設歲月中，他們相互合作，相互支持，共同為我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自20世紀30年代初起，陳雲就一直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文革”後期至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期間的幾年除外），長達50餘年，這在中共黨史上是絕無僅有的。在擔任這一重要領導職務的漫長歲月裏，陳雲對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事業作出了巨大的曆史性貢獻。但由於多種原因，學術界和宣傳理論部門對陳雲所做的研究和宣傳工作，這種情況正如一位美國學者大衛·M·貝奇曼所指出的那樣：“陳的地位、資曆與學者們對他的研究力度”“顯著不符”。
眾所周知，在中共黨內，毛澤東和陳雲的領導風格差異很大，所熟悉的領域也不盡相同。比較而言，毛澤東更善於從全局和戰略的高度統攬全局，是當之無愧的戰略家和軍事統帥，陳雲更善於做具體工作；毛澤東對軍事和政治工作非常熟悉且得心應手，陳雲則更注重經濟工作。因此，在不同的曆史時期，兩人的具體作用是不盡相同的。從比較研究的角度，對他們間的相互關係進行全方位的詳細描述和深入探討，是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懷著研究毛澤東的濃厚興趣和宏大抱負，我於1989年考入東北師範大學政治係中共黨史專業，攻讀碩士學位研究生。但事不湊巧，當年毛澤東思想研究方向不招生。雖經努力，終未成功。不過三年時間也沒有白過，在導師孫友葵教授的悉心指導下，我基本摸索到了學術研究的一些門徑。如果說這些年來，我對自己的一些成果還稍感滿意的話，應完全歸功於孫老師當年的無私教誨；而對於仍然存在的問題，隻後悔當年的努力還很不夠。仍然是出於對研究毛澤東的興趣，在三年的研究生生涯中，我在完成本專業方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學習之餘，自學並選修了毛澤東思想方向的所有課程。但在報考該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時，厄運再次降臨到我的頭上。我雖然在筆試中考了第一名，但卻未曾想到因麵試成績“不理想”而未能被錄取。這次挫折使我徹底地破滅了在毛澤東思想專業內進行深造的夢想。但我研究毛澤東的熱情，卻並未由此而減弱，甚至可以說反而有所加強。我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證明當初的選擇並沒有錯。
參加工作後，我在從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中，堅持從中國共產黨特別是其領袖人物思想發展史的角度，探尋當代中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興衰成敗的深層原因。可以這麼說，當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集體之間比較團結時，特別是主要領導人的作風比較民主時，對中國革命和建設道路的探索就比較順利，取得的成就也就比較明顯；當領導集體之間的分歧較大且不能通過正常的途徑加以解決時，中國的革命和建設就會遇到嚴重挫折。這是由中國共產黨的政黨特征及其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中的特殊地位決定的。由於曆史的原因，在毛澤東時代的中國，情況就更是如此。因此，自然地，我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來研究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獨特作用，先後發表了數十篇學術研究論文。其中有多篇被中國人民大學報刊複印資料等相關專題文獻資料集所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