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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如前文所述，毛澤東早在寧都會議之前，遠在上海以博古為首的中央曾多次主觀地批評毛澤東的戰略思想，而蘇區中央局的多數同誌又站在錯誤路線一邊，數度與毛澤東發生衝突。待到寧都會議期間，對毛澤東“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鬥爭”。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毛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等等。就常理而言，王稼祥應當站在博古的立場上，與中央局中執行錯誤路線的同誌一道討伐毛澤東。然而他在近兩年的革命實踐中，認識到毛澤東的軍事思想是正確的，因此，他反其道而行之，與周恩來、朱德一道反對解除毛澤東的軍事指揮權。
再如第五次反“圍剿”開始以後，王稼祥曾為作戰指揮上的問題和李德發生過多次爭論，王認為“禦敵於國門之外”、“短促突擊”是打不破敵人“圍剿”的，“還是要采取誘敵深入、隱蔽部隊、突然襲擊、先打弱敵、後打強敵、各個擊破等戰法”。李德等一聽這些意見均出自毛澤東之手，且毛也不止一次地向他們提出類似的建議，因此他們斷然地否決了王稼祥的意見。結果，博古、李德頑固地堅持錯誤路線，使中央蘇區和紅軍遭受重大損失，不得不進行戰略轉移。
王稼祥雖然是坐著擔架進行戰略轉移的，但他的頭腦依然在思索兩個問題：其一是第五次反“圍剿”為什麼失敗？其二是他認為這種大搬家式的戰略轉移是錯誤的，用他事後的話說：“當時情況又萬分危急，我對局勢非常焦慮。”怎麼辦？與他同行的有張聞天和毛澤東二人。在他的心目中，張聞天雖是多年的戰友，且都受到博古、李德等不同的排擠，但張的長處偏於理論，而對軍事是無太大興趣的，他“想來想去隻有向毛澤東同誌表白自己的看法”。
對於王稼祥，毛澤東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他一直記住“王稼祥同誌參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爭。在當時，如果沒有代表團，特別是任弼時、王稼祥讚助我們……那是相當困難的”。再者，他認為：“從長征一開始，王稼祥同誌就開始反對第三次‘左’傾路線了。”毛作為一代戰略大家，從曆次失敗中逐漸認識到：任何政治家都必須重視多數。換言之，真理最終會贏得人的支持，但一位政治家不注意，或不善於團結大多數，即便握有真理也會被當成謬誤來批判。古田會議之前與陳毅等人的爭論、寧都會議被罷官等等就是最為典型的例子。而這對毛澤東而言無疑是最為沉痛的教訓。從這個意義上講，毛澤東在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前夕，公開反對把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分散到各軍團中去的決定是有意而為的。與此同時，張聞天、王稼祥，乃至於同意他們三人隨中央縱隊轉移的周恩來都不一定知道毛的真意。這就是毛的高明處。換言之，如果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三人在長征前夕分散到各個軍團去，遵義會議能否開成就成了問題。果然如斯，中國的曆史將如何來寫，也很可能變成了一個未知數！
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的初期，雖然較為順利地通過了敵人的三道封鎖線，但就其全局而言，它依然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繼續。隻要稍許有些戰略遠見的軍事家——甚至是政治家都會發出這樣的自問：中央紅軍如何才能轉危為安呢？這在毛澤東看來：一、必須改變最高“三人團”的錯誤軍事路線；二、時刻關注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中出現的情況，謹防全軍覆滅。同時，他十分清楚：要做到這兩點都必須變換領導。眼下是非常時期，連召開一次較大型會議的可能都沒有，像這種變換領導的大事是不可能解決的。他所能做的，就是總結失敗的教訓，使更多的同誌認識錯誤指揮的本質與危害，借以形成變換領導所必須的多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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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