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宏達切身體會到了“愈明朗，愈應小心”的商業理念。2009年8月，東莞台商協會成立了專職小組，規劃東莞台商集體回台上市事宜。20多位東莞台商前往台灣考察回台上市的可行性，並拜訪了馬英九。“他並沒有做任何表態，顯然他怕為政治所累。”鄧宏達說。
對於東莞政府對當地企業A股上市即獎勵2000萬元，如果做一假設：假設台灣當局拋開政治，對每家回台上市的大陸台商同樣獎勵2000萬元（近1億元新台幣），台商們會是什麼反應呢？
“我們恐怕不敢接受，因為同樣可能會被政治化，”鄧宏達說，“如果殃及企業的上市進程或是正常生產，就得不償失了。”
兩岸金融監理合作備忘錄（MOU）簽署時的2009年11月16日（預定60天後生效），鄧宏達盯著牆上那張偌大的中國地圖，在辦公室待到很晚。幾天後的上市動員會上，由於大陸資金今後有望通過“台股QDII”投資台灣股市，他又一次說道：我們終於可以一起回家了。
紅色印記與雙刃劍
和鄧宏達相比，蔡衍明要幸運得多。1957年他出生於台北商人家庭，雖然從小習慣在街頭稱霸當王，並未接受太多商業氣息的熏陶。但19歲霸王硬上弓、替父親打理宜蘭食品廠（旺旺前身）後的玩票心理和一敗塗地，導致其性情大變，遂開始冷靜下來，思考東山再起和治理之道，這便是後來如日中天的旺旺帝國的前奏。2009年，旺旺的營收近120億元人民幣。
旺旺的總部早已搬到上海，我到台北出差時，專程跑到旺旺先前的總部參觀。在一條狹窄的街道裏我找到了那座四層小樓。因為是周末，這裏更顯冷清，“像康師傅一樣，大陸才是旺旺主要陣地，”一名保安對我說，“蔡老板現在很少回到這裏了。”
蔡衍明最近幾年聲名鵲起，不僅是因為旺旺在大陸的攻城略地，以及在新加坡、中國香港、中國台灣三地上市的資本運作，更與他以逾200億元新台幣（約43億元人民幣）收購台灣久負盛名的《中國時報》有關。
人們驚訝、懷疑於一個休閑食品企業的掌門人涉足傳媒，是否像當年莽莽撞撞接手家族企業一樣（但正是這種莽撞成就了蔡衍明）帶有幾分玩票色彩，蔡衍明則是大大咧咧但不失機敏地回應稱“這是我的興趣，也是我從小的夢想，就像開飛機一樣（蔡衍明是台灣地區第一個擁有私人飛機的企業家）”。
2009年8月11日，台灣一份新的媒體——《旺報》誕生了。有人起初以為這是旺旺集團的企業報或內刊，而當看到創刊儀式上嘉賓雲集，連戰、吳伯雄、江丙坤等台灣地區重要政治人物親臨致賀，特別是看到馬英九題寫的“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10個大字時，才明白《旺報》非但不是內刊，而是蔡衍明旗下一份專門報道大陸的大眾媒體。
“‘11’翻譯成英文是‘one one’，和公司名旺旺諧音，吉利。”蔡衍明說。這似乎也幫助人們理解了，為什麼他的私人飛機選擇在2008年12月18日這一個非常特殊的日子（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三十周年），從上海到台北，成為國內直航兩岸私人飛機中的NO.1。
彼時我通過熟人約訪蔡衍明，他婉拒了。之後我看到，他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采訪。這正是他的尷尬之處，一方麵，他有表達欲；另一方麵，他又怕外界對他的強烈關注，特別是對其前世今生的解構。最後隻好通過溫婉的新華社來發聲，卻沒料到這隻能進一步增加他給外界的“紅色”印象。
這讓我想起了“傳媒大亨”默多克，近一二十年以來，他為了能夠擴大在中國的傳媒版圖，可謂低三下四、煞費苦心，他與中國政府高層及眾部委的磋商也是屢現波折、悲喜交加。最關鍵的是，默多克在歐美的聲譽因此下挫，特別是他擔心“中國不高興”而取消了手下本來與香港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的出版合作事宜，招來的不僅是批評，而且是政治反感。
我始終以為，未來兩岸工商及金融愈加融合時，因為懂台灣也懂大陸，大陸台商將成為一股不可估量的商業力量引起關注。蔡衍明們身上的紅色印記是一把雙刃劍，某種程度上那是競爭優勢，卻也將是他們最大的尷尬。
戴“博士帽”的大佬們
1999胡潤的第一屆“中國內地50富豪榜”上，隻有張朝陽一個博士；十年後的2009年，富豪榜上前100名富豪中已經有接近半數的人獲得了碩士及博士頭銜。對於急於獲得博士頭銜的富豪來說，似乎財富仍不能證明其價值，而博士帽才足以彰顯其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