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萌生出版此書的想法是2009年10月底，我到台北出差。一天晚上突然問自己：你一直以來所堅持做財經人物報道，橫向來看，他們有什麼共同點嗎，為什麼選擇的是這些人而不是其他。
簡單而言，這裏麵有熱點人物的原因，有《南方周末》風格的原因，但另一個重要原因則是，我關注的這些民營富豪，大都有著共同的特征，那便是“憂鬱”二字——無論這種憂鬱是生性使然，還是遭遇不幸，抑或樂極生悲。
雖然本書近半文章的前身是我在《南方周末》的財經人物報道，但這並非一本單薄的作品集。我從心理分析的角度，按照“憂鬱”的主題篩選出來20多個人物和群像後，將他們分成為四個類型，每個類型前麵以一個小故事開頭，引申、延展及當章的主題。而在每篇文章之後，我附上了一篇千字左右的“馬後炮”，裏麵多是采訪前後的花絮，或與當事人共吃的一頓酒，或其豪華別墅一隅，或是他第一次在報紙上看到報道後的激烈反應。這些細節是凸現一個人性格的重要素材，我逐一寫來，並有意無意地向讀者再“爆點新料”，以使本書更厚實也更有趣。
《南方周末》是中國最有影響力的新聞媒體之一，我在這裏學到了很多東西，最重要一點是精益求精。從2008年5月至今的兩年間，我在《南方周末》寫了幾十位財經人物，收獲甚大。當然呈現在紙上的文字隻是一方麵，對自己潛移默化的啟發和思考最重要。
這種認真和堅持不是沒有副作用，那便是有時給自己的壓力太大，反而使思維和表達打了折扣。我想這可能和我自己的經曆有關。
一般而言，先做記者，再做編輯，然後至專欄作者，是一個媒體人比較正常的演進路線。但對我來說，這一路線正好是反過來的。我大學和研究生時所學專業都是財經，研二時有天寫了一篇經濟評論，向當時剛創刊、號稱要“做中國第一新聞周報”的《新周報》投稿，沒想到被用作了社論。這無疑是莫大的鼓舞。我也一發不可收拾，向更多的媒體投稿撰寫經濟評論，曾有一段時間每月稿費過萬元，被同學們取綽號為“學生首富”。不過激情過後，我僅選擇《上海證券報》等兩三家媒體固定寫專欄，因為我知道自己會從事媒體這一行當的工作，質比量重要，羽毛比收入重要。
畢業後我在《南方日報》做了兩年的財經編輯，同時繼續做著專欄作者。因為是一家之言，如果邏輯得體，文字又幹淨，文章整體還是有質感的，最關鍵的是下筆也是輕快的。我收獲最大的便是在《上海證券報》上的“商業PK堂”專欄，記得《風光尤努斯，寂寞李允成》一文發表後，金融學界的不少朋友與我取得聯係，社科院世經所的何帆博士一度以為我是一位“小老頭”；而《徐文榮和吳英：同鄉不同命的財富寓言》使得橫店集團邀請我到橫店一敘，我起初以為是鴻門宴；最有趣的是《悠哉貝克爾，痛乎吳敬璉》一文，吳敬璉老先生在飛機上看到後，向人打聽到我的手機號，有天晚上我正在上班，電話那頭傳來聽起來並不算老道的問好聲，隨即稱“我是吳敬璉”，我一時摸不著頭腦，以為是有朋友涮我，差點回一句“我是厲以寧”……絮叨這些並不是為了顯擺，而是對逝去的那段輕快寫作時光的懷念。那個時候，我是一個非常單純的思考和寫作者。每天都在讀書，看一些資料和報告，靈感來得很多很快，而我幾乎悉數做了記錄，並寫下心得，有的成了日記，有的則發表出去。離開《南方日報》前後，我和胡潤合作著寫《胡潤百富榜：中國富豪這十年》一書，延續了寫專欄的那種風格，下筆同樣輕快、流暢，有時會天馬行空，但整體不失嚴謹。
一切的改變從進入《南方周末》開始。之所以加盟《南方周末》，是有一天懷疑自己是在“閉門造車”——判斷力和價值觀固然重要，但你畢竟沒到過現場，沒與自己筆下的企業或人物接觸過，這無論如何都是一種遺憾。
進入《南方周末》後，我的工作和生活狀態完全改變，以前那種規律的寫作被打斷，要不斷出差、不斷采訪、不斷探究事實的真相和背後的故事。專欄也幾乎要停下來了。我不是一個木訥之人，所以浸淫其中，積極出動，每次都是收獲頗豐，不亦樂乎。但一個問題隨之出現了：財經事件大都是沒有現場的，麵對你眼前的人物和事件，你每向前一步，隱約覺得真相反而退後了兩步，舊的疑團解開，新的疑團就出現了。這種探索過程對記者個人成長是非常有益的，但問題是，采訪和調查完畢後，打開電腦，開始寫作，卻不知從何寫起、如何表達，甚至提綱也列好了，邏輯也梳理清楚了，卻還是在電腦前麵一坐就是一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