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三十七年的冬天，我們這邊的戰事已經處處失利了，北邊一天天吃緊的當兒，我們東村裏好幾家人都遭了凶訊。有些眷屬天天到廟裏去求神拜菩薩，算命的算命，摸骨的摸骨。我向來不信這些神神鬼鬼，偉成久不來信，我便邀隔壁鄰舍來成桌牌局，熬個通宵，定定神兒。有一晚，我跟幾個鄰居正在鬥牌兒，住在朱青對過的那個徐太太跑來一把將我拖了出去，上氣不接下氣地告訴我說總部剛來通知，郭軫在徐州出了事，飛機和人都跌得粉碎。我趕到朱青那兒，裏麵已經黑壓壓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朱青歪倒在一張靠椅上，左右一邊一個女人揪住她的膀子，把她緊緊按住，她的頭上紮了一條白毛巾，毛巾上紅殷殷地沁著巴掌大一塊血跡。我一進去，裏麵的人便七嘴八舌告訴我：朱青剛才一得到消息，便抱了郭軫一套製服，往村外跑去，一邊跑一邊嚎哭，口口聲聲要去找郭軫。有人攔她，她便亂踢亂打，剛跑出村口，便一頭撞在一根鐵電線杆上，額頭上碰了一個大洞，剛才抬回來，連聲音都沒有了。
我走到朱青跟前，從別人手裏接過一碗薑湯，用銅匙羹撬開朱青的牙關，紮實地灌了幾口。她的一張臉像是劃破了的魚肚皮，一塊白、一塊紅，血汗斑斑。她的眼睜得老大，目光卻是散渙的。她沒有哭泣，可是兩片發青的嘴唇卻一直開合著，喉頭不斷發出一陣陣尖細的聲音，好像一隻瞎耗子被人踩得發出吱吱的慘叫來一般。我把那碗薑湯灌完了，她才漸漸地收住目光，有了幾分知覺。
朱青在床上病了許久。我把她挪到我屋子裏。日夜守住她，有時連我打牌的時候，也把她放在跟前。我怕走了眼，她又去尋短見。朱青整天睡在床上，也不說話，也不吃東西。每天都由我強灌她一點湯水。幾個禮拜，朱青便瘦得隻剩下了一把骨頭，麵皮死灰，眼睛凹成了兩個大窟窿。有一天我喂完她，便坐在她床沿上，對她說道：
“朱青，若說你是為了郭軫，你就不該這般作踐自己。就是郭軫在地下，知道了也不能心安哪。”
朱青聽了我的話，突然顫巍巍地掙紮著坐了起來，朝我點了兩下頭，冷笑道：
“他知道什麼？他跌得粉身碎骨哪裏還有知覺？他倒好，轟地一下便沒了——我也死了，可是我卻還有知覺呢。”
朱青說著，麵上似哭似笑地扭曲起來，非常難看。
守了朱青個把月，自己都差不多累倒了。幸而她老子娘卻從重慶趕了來。她老子看見她一句話都沒有說，她娘卻狠狠地啐了一口：
“該呀！該呀！我要她莫嫁空軍，不聽話，落得這種下場！”
說著便把朱青蓬頭垢麵地從床上扛下來，用板車連鋪蓋一起拖走了。朱青才走幾天，我們也開始逃難，離開了南京。
下
來到台北這些年，我一直都住在長春路，我們這個眷屬區碰巧又叫做仁愛東村，可是和我在南京住的那個卻毫不相幹，裏麵的人四麵八方遷來的都有，以前我認識的那些都不知分散到哪裏去了。幸好這些年來，日子太平，容易打發，而我們空軍裏的康樂活動，卻並不輸於在南京時那麼頻繁，今天平劇，明天舞蹈，逢著節目新鮮，我也常去那些晚會去湊個熱鬧。
有一年新年，空軍新生社舉行遊藝晚會。有人說曆年來就算這次最具規模。有人送來兩張門票，我便帶了隔壁李家念中學那個女兒一同去參加。我們到了新生社的時候，晚會已經開始好一會兒了。有些人擠做一堆在搶著摸彩，可是新生廳裏卻是音樂悠揚跳舞開始了。整個新生社塞得寸步難移，男男女女，泰半是年輕人，大家嘻嘻哈哈的，熱鬧得了不得。廳裏飄滿了紅紅綠綠的汽球，有幾個穿了藍色製服的小空軍，拿了煙頭燒得那些汽球砰砰嘭嘭亂炸一頓，於是一些女人便趁勢尖叫起來。夾在那些混叫混鬧的小夥子中間，我的頭都發了暈，好不容易才和李家女兒擠進了新生廳裏，我們倚在一根廳柱旁邊，觀看那些人跳舞。那晚他們弄來空軍裏一個大樂隊，總有二十來人。樂隊的歌手也不少，一個個上來，衣履風流，唱了幾個流行歌，卻下到舞池和她們相識的跳舞去了。正當樂隊裏那些人敲打得十分賣勁的當兒，有一個衣著分外妖嬈的女人走了上來，她一站上去，底下便是一陣轟雷般的喝彩，她的鋒頭好像又比眾人不同一些。那個女人站在台上，笑吟吟地沒有半點兒羞態，不慌不忙把麥克風調了一下，回頭向樂隊一示意，便唱了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