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說劉備聽了軍師這番話後，沉思良久，說：“軍師上策過於倉促，下策又太慢，中生不遲不疾，就按中策行事吧！”其實，這裏劉備取的中計，還隻是龐統的下計。但是，看起來劉備取了下計，實際又是上策。
劉備依龐統之計行事，殺掉了楊、高二將，奪得涪水關，以作為進川之前哨，不久就向成都進發，徹底奪得劉璋的地盤，做了蜀中王。
[人生感悟]
孫子“勝兵先勝後求戰，敗兵先戰後求勝”的思想，也是人生指導的重要原則。學業、事業、功業，戀愛、婚姻、家庭，待人、接物、處世，凡事皆需“先勝求戰”，謹慎對待。這當然不是反對冒險創新，而是因為“先勝求戰”乃立身之本。
世上的事情都有一個恰到好處的分寸。因此，有一分謹慎就有一分收獲，有一分疏忽就有一分丟失。十分謹慎就完全成功，完全疏忽就會徹底失敗。
許多人在做事時，開始比較謹慎，對小事、容易事就疏忽。生活中不是常常有因忽略小事而釀成大禍的慘痛教訓嗎？到了困難的事情麵前一籌莫展，還不是在容易事前疏忽而導致的嗎？因此，如果不想失敗，就要十分謹慎。
戰國時，秦國國富民強，氣勢最盛。秦武王以為從此可高枕無憂，便以驕色示人。一謀士見勢不妙，便進言提醒武王道：“詩曰，‘行百裏者半九十’，指的是把持到最後關頭的困難。今天的霸業是否能成，還得看各方諸侯是否出力，然而王現在就沾沾自喜，以驕色見人，而忽視圖霸的準備，若讓他國知道了，受諸侯攻擊的恐怕非楚而秦了。”
秦武王雖精於政治，其霸業也隻維係了短短的4年。可見他沒有聽進謀士的忠言，在成功以後就鬆懈了下來。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位辦事謹慎的人。太宗常對左右說：“治國之心猶如治病。病人希望盡快痊愈，求醫心切。如果病人能認真聽從醫生的囑咐，配合治療，病就痊愈得快，反之，恐怕就要使病情惡化，甚至喪命。治國也是同理，要想保持天下安定，就得事事謹慎，若在關鍵時候有所疏忽，必招亡國之禍。現在天下的安危全置於我一人肩上，因此，我要慎重地警惕自己，我還需檢點自己的言行，加緊努力。但是，隻靠我一人是難有作為的，希望你們能做我的耳目，發現我有所過失，請直言無妨，君臣之間如有疑惑而不說，對治國是極其有害的。”唐太宗如此開明，才引出善於進諫的魏征；以這種態度施政，才出現了曆史上有名的“貞觀之治”。
要想萬事順利，就要順風滿帆不掉以輕心，以“安全駕駛”的姿勢去把握最後關頭。
集中優勢——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
[原文]
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孫子兵法·形篇》）
[今譯]
勝利的軍隊對於失敗的軍隊，就像用鎰與銖相比較，占有絕對優勢；而失敗的軍隊對於勝利的軍隊，就像用銖與鎰相比較，處於絕對的劣勢。
[曆代論引]
曹操曰：輕不能舉重也。
張預曰：二十兩為鎰，二十四銖為兩。此言有製之兵對無製之兵，輕重不侔也。
梅堯臣曰：力易舉也，力難製也。
[兵法劄記]
孫子用“鎰稱銖”與“銖稱鎰”來比喻戰爭中集中優勢兵力問題，形象和準確，因而受到曆代軍事家的重視和讚賞。
戰爭中，一方要消滅另一方，必須具有相對的乃至絕對的優勢，而且這種優勢越強，雙方形成的“優勢差”越大，優勢一方消滅並戰勝對方的可能性和把握不越大。所以，在交戰中，處於戰略上的優勢之軍，總是千方百計利用自己的優勢，來打擊並消滅弱者，而戰略上處於劣勢地位之軍，則努力躲避對方優勢的打擊，並積極主動地以局部的、戰役戰鬥中的優勢，不斷地消滅、消耗敵人，從而逐漸縮小直至徹底改變戰略上與敵人的“優勢差”，最後戰勝敵人，這就是戰爭最樸素而又最深奧、最簡單而又最複雜的道理。
1937年日本侵略中國，窮凶極惡的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憑借其軍事上的優勢征服整個中華民族。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軍民，同日寇展開了頑強奮戰，就是采取了這種“局部優的優勢”，打擊並消滅敵人，積小勝為大勝，最後使日寇無條件宣告投降。
解放戰爭也是如此，國民黨依仗著美式的現代化裝備和800萬正規軍，以戰略上的絕對優勢藐視我軍民，口了狂言，要3個月消滅共產黨武裝力量，最後不僅沒能消滅我們，反被一口口吃掉。毛主席曾精辟地指出：“以少擊眾，以劣勢對優勢而獲勝，都是先以自己局部的優勢和主動向著敵人局部的劣勢和被動，一戰而勝，再及其餘，各個擊破，全局因而轉成了優勢，轉成了主動。”他又指出：“隻采取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的辦法，在戰役戰鬥中集絕對優勢兵力，四麵包圍敵人，力求全殲，不使漏網，這樣，在全體上，我是劣勢（就數量來說），但在每一個局部上，在每一個具體戰役上，我們是絕對優勢，這就保證了戰役的勝利。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就將在全體上轉變為優勢，直到殲滅一切敵人。”事實證明，這是無比英明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