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名在國際關係史和國際政治研究領域從事了近30年努力的學者，我近年來尤其主張在後一領域的種種基本的思想方法和研究方法當中，必須有廣義的文學透視方法，其地位不亞於我先前一貫推崇和實踐的曆史理解和哲理理解，更不亞於我本人往往警戒其可有弊端甚於譽讚其重大價值的狹義的“科學”方法。所以如此，首先是因為人世間事以人——具有異常複雜的社會屬性和更為複雜的心理屬性的人為主角，更何況關於民族和民族國家的人世間事是以千百萬性質如此的人和他們之間錯綜交織、能動易變的交往為內涵，充滿著司馬遷大概以“究天人之際”一語去表述的遠非完全受製於“規律”的一切：人類行為和人類關係之中高度微妙、模糊可變和難以預料的一切。如果沒有廣義的文學透視方法，那麼除了嚴厲地說懷抱無知的傲慢的那些人，誰敢宣稱能夠非常接近認識它們的真相和奧秘？
廣義的文學透視既包括經典方式的史事敘述和以人類真實為基底的文學想象，也包括旨在認識和展示基本特性甚或深沉機理的那類“軼事講述”。例如，在述說公元前5世紀初期希臘—波斯戰爭（其間包括眾所周知的馬拉鬆、溫泉關和薩拉米斯戰役）的《曆史》一書開頭，西方撰史之父希羅多德為了展示作為這場戰爭的“國際”人文背景的有關各族裔各邦國的概貌和特性，就多有這樣的“軼事講述”。無論如何，廣義的文學透視首先依靠“講故事”：辨識、思考、組織和講述故事，以便認識和展示對象的基本特性甚或深沉機理。或者反過來說，從這個目的或動機出發，經過遠非容易的成功地講故事，形成或明示或隱含的主題，或曰主要道理。用一位當代著名的美國戰略史家和戰略思想家的話說，就此需要運用的工具包括“敘事、類比、矛盾、諷刺、直覺、想象力，還有——並非最不重要——風格”。
在我看來，《美國精神》一書就是一項係統的“軼事講述”嚐試。作者尹鈦博士經過政治學領域的高級別專業訓練，同時具備對美國曆史、政治和文化的比較堅實的認知，加上值得讚賞的文學透視意識和相當可觀的文學透視本領，立意要通過多達二十二輯的“軼事講述”比較全麵地揭示和展現“美國精神”。我們僅需想到美國是個當今有大約3億人口和幅員覆蓋半個大陸的巨型國家，且已曆經兩個半世紀的民族精神形成和演化，就可以斷定這是難度非同小可的抱負。在瀏覽了該書以後，我們還可以斷定作者很大程度上實現了這一抱負，既憑借辨識和思考故事的才能，也憑借組織和講述故事的本領，而且書中的眾多插圖無疑增添了至關重要的“風格”特色。
本書展示了這麼一幅複雜但明晰的“美國精神”圖景：美利堅民族既牢固地確立了政教分離原則，但在政治和社會生活中又依賴甚或迷戀宗教精神；它承認和甚而維護國內的價值多元和種族多元，但同時保持不免偏狹的“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主流；它宣稱拒絕單一的真理，但時時表現出非黑即白非此即彼的絕對主義和普遍主義思維方式；它的民族文化基因中有著對人性的深深懷疑和“性惡”信仰，但它又自信非凡，而且有時幻想有加，以致幼稚；它的社會彌漫平等信念和平等規則，同時卻幾乎處處可見不平等，並且不乏種種對不平等的辯辭；它崇尚個人競爭卻又鼓勵社會合作，崇拜英雄卻又貶抑英雄，追求創新但同時青睞保守，張揚自身自由但同時自縛清規戒律，恰如希臘神話“尤利西斯的自縛”展示的；它的國內政治曆經多番嚴重對立甚而分裂，黨爭派爭更是差不多無處不在，但它的國家民族凝聚力之強卻在各大國中間處於前列；它的總統大概是當代世界上最有權勢的人物，同時卻往往深感自己像被禁錮的獅子一樣站在籠裏麵對民眾；它關於國際政治秩序有其不乏眾多創新因素的道德理想追求，但它的對外政策中也富含遠離道德理想的權勢政治和權宜交易；它重商重利，甚而往往唯利是圖，但同時想象和宣稱並時常自認追求普世正義；它是個“自由國家”，同時又是個與其他民族的自由、並且說到底與它自己的真正自由格格不入的當代帝國。
鑒於事情的本來性質，本書不可能窮盡“美國精神”，而且它在講述、揭示和評判方麵的“褒貶”不平衡使之更加如此。這種不平衡的一個原因，大概在於“美國故事”大多首先是美國人自己講的，而幾乎任何民族的大多數成員（特別是較多擁有宣講本民族故事的機會和動機的“精英”成員）都差不多天然地傾向於在這麼做的時候褒遠多於貶。如此就需要其他民族的成員在講美國故事的時候，較多地從自己的視野和經驗出發，並且較多地具備分辨意識和旁觀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