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要找出一個相似程度較大的曆史類比，以幫助理解“美國精神”，那麼古代“雅典精神”大概是很適合的。在關於商業價值和海權優勢的信念之外，民主雅典的政治文化還有三大成分：強權政治信仰、帝國主義理念和關於雅典民主體製、社會精神和“文明”的優越感，那由雅典黃金時期的領袖伯裏克利的千古名篇——陣亡將士葬禮演講——得到了經典的表述：“我們的憲法和使我們偉大的生活方式……是別人的模範”；“我寧願你們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偉大。它真正的是偉大的”。活躍的民主政治、輝煌的商業成就和對波斯的意料之外的戰爭大捷培育了雅典人冒險、能動、革新、不甘安寧的大力進取性。雅典城邦的偉大和帝國的無限前景：這正是雅典的主流精英們不斷用來鼓舞雅典人的意識形態，用它去鼓舞他們的驕傲，激勵他們獻身“偉大的事業”，用伯裏克利的話說就是“我們的冒險精神衝進了每個海洋和每個陸地；我們到處對我們的朋友施以恩惠，對我們的敵人給予痛苦；關於這些事情，我們遺留了永久的紀念於後世”。伯羅奔尼撒戰爭很大程度上因此爆發。到這場曆時27年的戰爭的中期，崇奉雅典偉大輝煌的雅典人早已逾越了界限——所有希臘悲劇宣示的界限。或者如當時的雅典政治領導亞西比德所說，雅典人早已確信“我們已達到了一個階段，我們不得不計劃征服新的地方，不得不保持我們已經取得的，因為如果別人不是在我們統治之下，我們自己有陷入被別人統治的危險”。結果永載史冊：雅典在戰爭中慘敗，雅典帝國覆亡，雅典的輝煌一去不返。冒險和革新是雅典成長的關鍵，也是它過度伸展和慘敗的誘因。
由於我的專業範圍，我熟悉“美國精神”中直接與美國對外態度和對外政策密切相關的方麵。這些方麵的“美國精神”傳統能夠以擴張主義和帝國主義為主題得到界定，它們在不同的提倡者那裏本著不同的根本依據：基於神定、基於種族或“自然”、基於宗教性或準宗教性的“使命”、基於現代世界發展。有關的主要曆史形態包括：北美清教徒的山顛之城觀念；天定命運論；社會達爾文主義和種族主義；馬漢的盎格魯—撒克遜海權論；美國自由民主製的普遍主義使命理念，包括伍德羅?威爾遜和富蘭克林?羅斯福的世界政治哲學；關於自由國際主義經濟政治秩序的霸權穩定論；當今關於全球化時代的新帝國論等。然而，美國還有另一大對外精神傳統——“傑克遜主義”或“好鬥的美國主義”，它同樣貫穿於美國對外政策史。
因此，最概括地說，可以辨識出美國對外精神和外交思想傳統的如下三大主題，它們以其眾多的曆史形態和表現，合成了“美國精神”在對外態度和對外政策方麵的複雜圖景：（1）現實主義，主導了美國作為國際權勢政治中的傳統大國的對外行為；（2）“傑克遜主義”或“好鬥的美國主義”，主導了美國少有虛飾地單邊追逐美國安全和“國家偉大”的極端民族主義對外行為；（3）理想性的自由國際主義，主導了美國締造美國式理想世界秩序的普遍主義對外行為。第一類形態最突出地與華盛頓、約翰?亞當斯和尼克鬆三任總統以及漢密爾頓、凱南和基辛格的名字連在一起，第二類形態在19世紀美國大陸擴張高峰時期之後以裏根和當今的布什（特別是2001至2004年期間的布什）為最大代表，第三類形態的典型則有“傑斐遜世界主義”、威爾遜主義、富蘭克林?羅斯福的戰後世界理想、肯尼迪和克林頓行政當局的對外政策核心理念等。
當然，我這裏講的至少在形式和風格上大不同於本書的“軼事講述”，然而目的和可能的功效一樣，那就是揭示和理解“美國精神”。無論如何，本書是這方麵在中國國內難得一見的比較獨特的嚐試，而且在我看來能夠取得可觀的成功。有如本書作者在與我交流時所說，本書依憑的那種感性的、細節豐盈的觀察，雖然不可能成就一幅全麵精確的“美國精神”肖像，但如同印象派肖像畫之於古典派肖像畫，它描繪的不是某一衣飾花紋、某項準確的線條或某塊肌肉和骨骼的組合；它是要在光與影的複雜作用和色彩的模糊調和之中，去把握描繪對象的精神氣質，那在某種意義上說更有可能達到深刻理解對象的目的。
時殷弘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