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老家廚房那麵鬥磚牆的牆腰上，我爸敲破了兩塊鬥磚，把手伸進牆洞裏，像掏麻雀窩一樣，掏出了兩個油紙包。辦案人員解開捆紮油紙包的細麻繩，揭開油紙，再把裏層的報紙揭開，便看見了金條和銀元。他們又把東西按原樣包好，當場給我爸開了一張收條，即收到貪汙分子李德民所退贓物金條多少銀元多少雲雲。
人家寫收條時，我爸低聲對人家說：“這個廚房是四九年初夏時砌的，這堵牆還是我親手砌的，很多人都看見的。”人家說：“你會砌牆？”我爸說：“你們看看牆就知道，砌得凹凸不平，實在不像樣。”人家把收條給他，他把收條折了一折，放進口袋裏，又指指人家手上的油紙包，說：“你們還可以看看裏麵那幾張報紙。”人家說看報紙做什麼？他說：“包東西的報紙是舊社會的，那上麵有日期，你們一看就知道的。”人家說你想讓我們知道什麼？知道你還留著舊社會的報紙？我爸還想辯解，想告訴人家這包金銀是他貪的舊社會的，跟新社會沒關係，可是看一看我奶奶，滿頭灰白，坐在灶前啪噠啪噠地拉著風箱燒火，我爸的喉嚨裏咕的一響，咽下了一口唾沫。
事實上那包金銀真是他一九四八年在河邊守鹽卡子得來的。他跟我媽結婚後便小小地發了一點跡，他們經理看我外公麵上，幫他一步步疏通關節，最後把他調去管了鹽卡子。所謂鹽卡子就是設在沿河大小碼頭上的鹽務稽查站，專查那些走私鹽船，這是一個肥差，我爸也很快就摸到了門道，從那些私鹽販子手上得了不少好處。當時局麵很亂，能撈的都在撈，但我爸畢竟出身寒門，膽小，撈到手以後又忐忑不安，便想了一個自認為很絕的辦法：回老家去翻修祖屋，順便把老廚房拆了，自己親自砌牆，搭了一間新廚房。別人見他自己動手砌牆，覺得奇怪，連我奶奶也覺得奇怪，但他沒跟我奶奶說實話，還學我外公那樣，跟人家打哈哈，說砌著玩玩，看看我能不能砌出一堵牆來。
當著我奶奶的麵，從自己砌的牆肚子裏掏出來一包東西，我爸感到非常慚愧。可我奶奶隻是穩穩地坐在蒲團上燒火，煮了三個秤砣蛋，她拿了一隻瓷調羹，端起碗，顫顫巍巍地把一碗秤砣蛋送到兒子手裏。我奶奶說，德民哪，打濕了牙再走吧。一句話把我爸的眼淚說出來了，我爸趕緊背過身去。
大約過了有大半年，我爸忽然被有關部門叫去，莫名其妙地領到了一筆錢。這是一筆什麼錢呢，是退賠嗎，如果是，那就是說他沒貪汙。可他究竟貪沒貪呢，卻沒有誰明確地說過什麼，或者給過他片紙隻字，隻是把那張收條要回去了。拿著那點人民幣，我爸很茫然，兩包金銀，都是沉甸甸的，就值這一點？也罷，人家這還是補償你，人家不補償呢？你能搬石頭打天？一時間我爸竟是百感交集涕泗橫流，又對人家千恩萬謝鞠躬作揖，說感謝政府還了我一個清白，弄得人家直搖頭，不知道跟他說什麼。
我爸用這筆錢買了兩塊手表，一塊大一些，算男式，一塊稍小些，算女式，他和我媽一人戴一塊。他說財去人安樂，權當一個紀念吧。紀念什麼呢？不知道。其實用不著他自己紀念，人家也惦記著這件事。他畢竟手腳不幹淨，或者，畢竟是查過他了，有芥蒂了，不好再用他了，便讓他在南雜店給顧客稱鹽打醬油。這是他從前當學徒時幹的活，轉了一大圈，他又幹回去了。他稱鹽的手藝很絕，從不給人足秤，總要少個一錢兩錢的，可秤杆卻是翹翹的。翹秤一翹，顧客心裏自然高興，所以翹秤杆又叫“給笑臉”。運動一來，革命群眾一揭發，一頓拳打腳踢，給他新賬老賬一齊算。
揭發他的是一個叫蘇酒糟的人，蘇酒糟揭發了他，卻又偷偷地送給他一瓶虎骨酒，說喝了虎骨酒傷容易好。蘇酒糟推心置腹地對他說，老李呀，按說我們是師兄弟，我不該揭發你的，可是我想來想去，還是不能不揭發，你思想有問題呀，如今是社會主義，我們是在給黨和國家做事，你還搞過去那一套，有什麼意思呢？黨和國家不要你這麼搞，群眾痛恨你這麼搞，你這叫兩頭不討好，是不是呢？我爸說老蘇你揭發得好，謝謝，謝謝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