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道設教大凡改朝換代的事，不僅要抓住群臣的心，還要引導民心向己。意識形態領域的爭奪就是一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武則天以弱勢鬥強勢，助力者少；她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是對時代和傳統的巨大挑戰，當時思想信仰的兩大主流——儒學和佛教都已為武則天所用，前者為她的“革命”理論鋪好了路，後者則給她提供了女主可以統治天下的意識形態。
唐高祖、唐太宗時期對佛教的態度堅決，基本上是打擊與抑製並用的政策。太史令傅奕運用儒家理論三番五次地請求廢止佛法，道士們攀附皇室無中生有地誣陷，都使佛教在夾縫中應接不暇。同時，高祖、太宗朝兩次詔令道先佛後以及僧人法琳的下獄流放，都嚴重地打擊了佛教徒的氣勢，使初唐佛教在整體上處於低迷之中。反觀道教，因為道家學說的創始人老子姓李，李唐王朝的統治者為了攀附前人，說老子是李唐的先祖，尊崇道教。史學大家陳寅恪指出：太宗於此等事皆有政治作用。若推其本心，則誠如其責蕭瑀詔書所謂“至於佛教，非意所遵”者也。當日佛教處此新朝不利環境之中，唯有利用政局之變遷，以恢複喪失之地位。也就是說，唐太宗對佛教持一種排斥的態度。
玄奘回國是佛教興起的一個轉機。當時正值太宗朝晚期，對佛教的態度較以往稍顯溫和，也給予玄奘隆重的接待和較高的待遇。一進長安，玄奘便被安置在帝京的佛教學術中心——弘福寺。入寺之時，盛況空前，“都人士子、內外官僚列道兩旁，瞻仰而立”。另外，在玄奘的懇請下，太宗允許其召集京都及各地的高僧大德，組成譯場，翻譯佛經。這些，都使玄奘的社會聲望大大地提升了，也使同時期的佛教地位有所改善。
然而至高宗時，佛教與儒、道的矛盾逐漸尖銳。有的學者認為這些宗教思想爭奪的背後可見武則天的影響和操縱。
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由一道“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後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的敕書，引發出了關於政教之別、儒釋之別的大討論。這道詔書要求僧道人士見到皇帝、皇後、太子及本人的父母要下拜。這是要求僧道遵從世俗的禮節。佛教僧侶的反響極為激烈。京邑僧二百餘人還前往蓬萊宮，上表懇請高宗收回成命。群僧後齊聚於西明寺，謀劃著向高宗和當朝權貴上表，以便得到更大範圍的支持，達到廢止該詔敕的目的。二十五日，西明寺的僧人道宣向雍州牧、沛王李賢上啟。此時的李賢年僅6歲。
道宣等上啟於6歲的孩童，無疑是想取悅於武則天。四月二十七日，道宣又上啟榮國夫人楊氏。他這樣做一方麵是由於楊氏非常崇信佛教，而更為重要的另一方麵是因為楊氏貴為皇後之母，可將下情上達於武則天。事實上，楊氏的確具有極強的政治活動能力。當然，楊氏政治活動能力的動力直接來源於武則天，而道宣的上啟楊氏，也無疑從一個側麵昭示了武則天在這個事件中所能起到的重大作用。五月十五日，“大集文武官僚九品已上並州縣官等千有餘人總坐中台都堂”，議論此事。群議紛紜，無法形成一個統一的意見。
六月八日，高宗麵對眾官懸殊難定的商討結果，隻好發出《停沙門拜君詔》，下令“於君處勿須致拜”，作出了讓步。眾僧仍頻上請表，請求依舊不拜父母，隻是此時的聲勢已不如前次，而致拜父母之事也就漸漸地悄無聲息，不了了之了。至此，“致拜君親”事件告一段落，在該事件中高宗並沒有占到多少上風。在該事件中武則天的身影可以說是在幕後若隱若現。
自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十一月，武則天被冊立為皇後開始，她就積極培植自己的勢力，並與高宗爭奪最高領導權，在生活上鉗製高宗。武則天勢力的膨大，使高宗對其不能不有所猜忌，並試圖將權力奪回。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上官儀勸帝廢武後事件，即是這種矛盾激化的一個例證。
令人驚異的是，為什麼一個小小的女孩子會相信佛教，以至成為尼姑呢？家庭環境特別是母親的影響起了很大作用。榮國夫人篤信佛教，武則天幼時受家庭環境之熏習，自不待言。後來僧徒即借武氏家庭傳統之信仰，以恢複其自李唐開國以來所喪失之權勢。而武氏複轉借佛教經典之教義，以證明其政治上所享之特殊地位。二者之所以能彼此互相利用，實有長久之因緣，非一朝一夕偶然所可致者。
在武則天登上皇後寶座之後，佛教對她來說，更重要的也在於其作為一種爭奪權力、營造聲威的良好的工具。武則天的佛教行為表現得最為醒目的，當屬其與玄奘的相互酬答、為法門寺舍利造金棺銀槨以及請玄奘為李顯剃度等等。如果把這一切看做是武則天從高僧大德和隆重的佛事入手，在佛教領域中與高宗一爭高下，則是更為恰當不過的。正是在這種形勢之下，高宗利用佛教這一貌似與政治無關的領域，乘武則天即將生育之時，發出了“致拜君親”的詔敕，“令道士女冠僧尼於君、皇後及皇太子其父母所致拜”，以圖打擊武則天的氣焰，試探朝野各界的態度，為把即將失控的大權從武則天手中奪回做一個準備。但在武則天的幕後操縱下，這場不見硝煙的鬥爭最終以高宗收回“拜君”成命（“拜親”後亦不了了之）而告終。
這些宗教活動也是重要的政治行動。皇帝和皇後用這些措施確立了他們作為兩種宗教的庇護人的地位，這兩種宗教的影響已擴展到整個帝國和各級社會。皇帝用比偏愛個別術士更積極的形式表示對道教的支持。例如，公元666年完成了封禪祀典以後，老子又有了更為顯赫的新頭銜，各州奉命既建佛寺，又建造道觀（這是第一次）。道教得到了佛教多年以來就有的國家資助的寺院網絡。公元675年，皇帝下令編撰第一部道教典籍彙編。公元678年他把道士置於宗正寺的管理之下，以正式承認皇室與老子之間的虛構的親緣關係，同時，道家主要經典《道德經》被列為參州舉考的必修科目，與儒家經典不分上下。
就在此時，對佛教的庇護改由皇後援手，那些希望接近皇帝的佛教徒顯然把她看成是讚助人和保護人了。皇後需要這樣廣泛的支持。史書說：在武則天做皇後時，朝廷特重佛法，詔仍令僧尼居道士女冠前，禁止天下屠釣八年，收天下僧錢作大佛像。長安洛陽兩京譯經的人特別多，其中以《實義難陀》和《菩提流誌》最為著名；義淨法師留學天竺25年，前後約兩次前往，證聖元年（公元695年）歸國時，武則天到上東門迎勞，下詔讓他在佛授記寺譯經；大師神秀也是武則天迎入京都的，自此，禪宗勢力聞名全國。武則天也是宗教建築的主要讚助人，在她當皇後時期，她主持在龍門石窟裏鑿刻了大量的佛像。
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武則天稱天後。這一年，她終於成功地廢除了太宗關於在宗教儀式上重道輕佛的詔令。從此以後，兩種信仰地位平等。
武則天也沒有丟掉儒家這塊陣地。 畢竟，儒家的思想才真正是當時統治者的意識形態。
武則天覺得在文化方麵還無所表現，於是她讓自己的學者班子北門學士修撰典籍，為她的政治目的服務。武則天用自己名字監修、或徑用自己名字著作，內容則多少與提倡道德以致太平相關。除去《烈女傳》之外，還有表現武則天關於君臣大義的《臣軌》。這一論著以太宗的《帝範》為藍本。它體現了武則天的政治哲學，主要包括從儒家和道教經籍中精選的引語，分列於“至忠章”和“利人章”等標題之下。至少前言是武則天本人寫的，正文反複提到如下的格言：“父子雖至親，猶未若君臣之同體也。”“夫人臣之於君也，猶四支之載元首，耳目之為心使也。”它不斷地強調忠誠，強調國家的權利高於個人。長壽二年（公元693年），她用《臣軌》代替舉子的必修課程《道德經》。這是她打擊道教的一大措施。當然，這是後話了。當時還有與《臣軌》同為一類的《百僚新戒》及音樂和禮儀方麵的著作《樂書》。
儒家原典反對“牝雞司晨，不語怪力亂神”，但後世儒生為了統治需要加入了天人感應、五行學說、上天示警等私貨。武則天就利用這些大造“革命”輿論。
祥瑞是上天對人君的嘉意。自從武則天當了皇後以後，大唐的祥瑞一下子多了起來。特別是當了皇帝以後，祥瑞應接不暇。河裏出了綠毛龜，水中揀出了赤心石，都有人進獻，對這些可笑的現象和行為，武則天很少怪罪。
武則天還大興神道教化的設施。她興造天樞、明堂、九鼎，以及封禪泰山，乃至一再改元，似乎隻有借助這些她才能獲得信心，才能強化她的神秘力量。她覺得如此才能夠向天下臣民“證聖”，才能夠彰顯自己是“天冊萬歲”。
李君羨事件反映了武則天要影響控製世人的頭腦。開國功臣李君羨某日當值玄武門，時值太白星屢次在白天出現，太史占卜說：“當有女主昌。”民間又謠傳說：“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李世民對此很忌諱。後來得知李君羨小名為“五娘”，想起太史和謠傳之言，找個借口將他殺了。到了武則天稱帝，李君羨的家屬詣闕訴冤。女皇利用此事大做文章，下令恢複李君羨官爵，重新禮葬。她是想讓人們相信，她稱帝是天意。其實是否真有所謂謠傳，還是有人加以渲染，是無從考據的。
要在高祖、太宗、高宗以下的唐朝帝統中安放自己的位置，以母後身份稱帝，曆史上沒有先例。武則天要急於尋找理論依據。朝廷百官挖空心思，翻遍典籍也找不出一條過硬的依據，隻有春官尚書李思文（徐敬業之叔，李勣之子）在《尚書·武成》篇中找到一句“垂拱天下治”的話，附會武則天用過“垂拱”年號，以此作為受命的依據。武則天對這種牽強附會的說法很高興，以此昭示天下。
在垂拱四年五月，她把舊的稱號放棄，自己改稱“聖母神皇”。因為“皇”字可以男女兼指，總之是帝王之稱，所以存心選擇這個意義含混的字。“皇後”隻是皇帝之“後”，不好。她是真心要自稱“皇帝”。黎民百姓對她稱“皇”習慣了之後，她再改稱“皇帝”，早晚是要改的。“聖母”二字表示的是坐在萬象神宮裏的女神，這兩個字的意義是至關重要的。這是武則天當皇帝最初所做的輿論準備和試探行動，她要知道天下人是否會接受她當皇帝。
在武則天看來，“武氏”是對她歧視的稱呼，決不能以此來把自己寫進曆史，武則天希望有一個響亮而能體現她的地位身份和業績的名字。宗秦客正是迎合了她的這一需要。武則天自己取名字為“照”，宗秦客把“照”改成“曌”字，這字不僅是巧在“日月當空，恩被天下”的寓意上麵，而且還巧在這個字對儒士的攻擊做了回應。儒士認為武則天是女子，隻能主“陰”，不能處陽位，當皇帝。而現在武則天名字裏既包含了月（為陰），又包括了日（為陽），陰陽調和，主宰天下。她說，這個字象征“天下來歸資朕之政”。敦煌和當時的碑文，表明了這些字的廣泛流行，並且不時被新字補充。這些都顯示了武則天對象征符號持久的興趣。
在儒家經史裏麵，她能做的文章就隻有這些了，其他的幾乎全是對她不利的東西，正統儒家是反對“牝雞司晨”的。道教她曾經尊奉過，但那是李家的東西，可供女皇利用的有限。所以，武則天最終隻有向佛教尋求奧援。
7世紀時，彌勒淨土宗在中國廣泛流行，在這種情況下，便出現了武則天是彌勒轉生的說法。一種彌勒轉生說最初出現於垂拱四年（公元688年）。這年四月，武承嗣偽造瑞石，稱瑞石從洛水中得來，石上有銘文曰：“化佛從空來。”從空而來的化佛，便是彌勒。這是武則天所倡彌勒轉生說的最初形式，它是以“靈異”、“祥瑞”的形式出現，而不是以佛經的形式出現，這種說服力還不很大。
武則天的情夫薛懷義在這方麵立有大功。史書記載：薛懷義與法明等人造《大雲經》，陳說天命，稱武則天是彌勒佛下生，李唐氣運衰微，武則天代表天命建立周朝。當時一部不重要的《大雲經》有兩種現成的譯文。經中包括彌勒佛即將下凡為女神和君臨世界的預言。流傳至今的一個版本對武則天時代作了令人目眩的預言。它描述道：“穀米豐熟，快樂無極。人民熾盛，無有衰耗、病苦、憂惱、恐怖、禍難……鄰比諸王，鹹來歸屬……爾時諸臣即奉此女以繼王嗣。女既承正，威伏天下。”薛懷義發現《大雲經》裏有女主降生成佛之文，就取舊譯本加以新的疏解，巧為附會，為武則天篡位製造輿論，證明她的“革命”符合佛教的授記。他們還將武則天說成是彌勒佛下生，套用南北朝以來流行的“皇帝佛”、“皇帝菩薩”的說法，把女皇塑成當今的“皇帝佛”。
武則天非常高興地頒布了這一教義。她在全國各州興建國家維護的大雲寺，把《大雲經》布告全國。九名編寫注疏的高僧被封為縣公，恩準披紫色袈裟。一千多名佛僧被授予聖職。武後就公開承認自己是彌勒佛轉世之說了。
彌勒轉生說的正式出籠時間是在公元690年農曆七月。兩個月之後，武周帝國便告建立。由此可見，此說與武則天稱帝，關係何等密切！自此以後，一般的官僚，也大講彌勒轉生說。武則天稱帝後更是力倡佛教，因為她自己就是一個佛。在天授二年（公元691年），武則天下旨，凡在行進的行列之中，和尚與尼姑必須排在道士之前。
佛教在武周帝國建立過程中，起著巨大的作用，它與恐怖政治構成帝國的兩大支柱。但薛懷義事件對佛教這根支柱產生了嚴重的衝擊。薛懷義是個粗暴衝動的人，他在公元695年的新年朝賀中被公開冷落後，就縱火焚燒明堂。熊熊烈火把明堂焚毀，這對武則天的彌勒轉世理論是個沉重的打擊。根據佛教，相傳彌勒在元旦誕生，故信眾於每年元旦舉行彌勒誕生法會。佛教傳彌勒在兜率天宮弘法，而武則天耗費巨大人力物力修建的明堂就是要表明自己要仿照彌勒弘法，明堂正是兜率天宮。當時人們描述女皇禦明堂的意義，是“百神受職，萬國來朝。既配帝而嚴禋，亦統天而布政”。可見明堂對於統治的重要性。它卻偏偏被彌勒轉世理論的倡導者所燒毀，這是多大的諷刺啊！武則天采納了太平公主的計劃，把薛懷義誘至宮內秘密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