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對於我的聲明不以為然。他們說，我所謂的坦率、真誠和單純其實是一種手段和策略；我所謂的善良其實就是謹小慎微的表現，真誠和順其自然其實就是機靈和乖巧；我所謂的幸運其實就是合情合理。但是這些人並不能夠損傷我的榮譽，倒是給我的臉上塗抹了不少的金色。他們對我的聰慧和精明太過獎了，然而他們的學派中卻沒有一條準則能夠體現如此合乎自然的運動，能夠在如此曲折複雜的道路上保持這種始終如一的和不可改變的自由與寬容，而且他們即使運用全部的精力與智力也不可能達到這種境界。
真理的道路是唯一的、單純的，但是在追求個人利益和在承擔義務上投機取巧的道路卻是雙重的、不平坦的和荊棘叢生的。我常常看到有的人故意裝出一副輕鬆隨便的樣子，然而往往卻是徒勞無益的，其實他更像《伊索寓言》裏的那頭驢子，驢子為了和狗爭寵，竟然歡蹦著也把兩隻前蹄搭在主人的肩上。結果，狗的討好得到了主人的撫愛，而可憐的驢卻因此挨了加倍的棍棒。“最自然的舉止也是對我們最合適的”。我不想否認騙術在這個世界上的地位，否則也就是分不清世事了。我知道騙術不止一次地給過人們一些幫助，並且至今都仍然維持和支撐著人們大部分的職業。世上有些惡行是正當的、合法的，就像有些善良的和可以理解的行為卻是不合法的一樣。
為了狠狠地懲罰那些支持他的兒子殺父謀反的臣民們，阿特拉一世命令讓他們最親近的人親手處死他們。其中有些人寧願替別人承擔不公正的殺父罪名，也不願意為服從法律自己承擔殺父的罪名，我認為這些人的心胸是坦蕩的。我在年輕的時候就見過，當某些要塞被攻破的時候，一些卑鄙的小人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會答應吊死他們的朋友和夥伴，我認為他們其實比那些被吊死的人更可悲。據說，從前立陶宛的國王烏依托爾德就製定了這樣一條法律，規定被判處死刑的罪犯要親手把自己處以極刑，因為他覺得，讓一個沒有任何過失的第三者來擔負殺人的任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當遇到緊急情況時，或者是處境發生了急劇而意想不到的變故時，君王不得不違背他的諾言和信義；或者使他離開了自己一貫的職責時，君王就應該把這種客觀的情勢歸因於神的懲罰。因為他拋棄了自己的理性而去遷就一種更普遍、更強大的理性，這是不道德的，不是嗎？但是這確實是一種不幸。因此，當有人問我：怎麼補救？我會說：“無法補救，如果他確實在做與不做之間進退維穀、左右為難的話，那麼他就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但是如果他這樣做時並沒有感到內疚，也沒有感到痛苦，這也就表明他的良心是有問題的。”
假如某一個人的良心是極其敏感和脆弱的，他認為這個世界上沒有任何的病是值得用如此厲害的藥去治療的，對於這樣的人我依然是敬重的。他如果因此而死去，那麼也是死得其所、死得體麵的。我們不是萬能的，因此，就像是航船拋下了它最重的主錨，我們常常需要求助於上蒼的保護和引導，上蒼還有什麼事情是比這更重要、更緊急的呢？這種人既然把誓言和信義都看得比他自己的性命，甚至是比民眾的安危都更加珍貴，那麼，在他的眼睛裏那些需要違背誓言和不顧信義去做的事都是可以做的。當他把雙手交叉在胸前，虔誠地呼喚上帝來幫助他的時候，他有理由企望仁慈的上帝向一個純潔、正直的人伸出它無所不能的手嗎？
以上所列舉的都是一些危險的事例，是我們人類自然法則中罕見而病態的一些例外。在遇到這種例外時，我們就不得不作出讓步，但是在讓步時又必須謹慎而適度。因為任何個人的功利都不值得我們的良知去作出如此巨大的犧牲，為了社會的功利則是可以的，但是也隻有當這種功利是十分明顯、十分重要的時候。
提摩勒翁曾經流著眼淚為自己那些非同尋常的行為進行辯護，他回憶說，他是懷著手足之情去殺死暴君的。他不得不以犧牲他固有的光明磊落作為代價來換取公眾的利益，這也正是他最痛心的事情。他鏟除了暴君功不可沒，然而這一偉大的功勳卻具有相反和沉重的兩麵性。雖然提摩勒翁用計謀擺脫了暴君的奴役，但即使是元老院也無法對他作出圓滿的評斷。就在這時，敘拉古的人民請求科林斯人的保護，要求給他們派一名能征善戰的將領幫助他們恢複城市的自由和尊嚴，把壓迫西西裏的幾個暴君清除出西西裏。於是元老院就派遣提摩勒翁，元老們決定將根據他完成這個使命的好壞來確定對他的裁決，或者把他作為國家的解放者予以寬恕，或者是作為殺害親兄弟的凶手從嚴發落。這個決定是古怪的，然而鑒於處理這類矛盾事例的危險性和重要性，這一決定也是情有可原的。元老們巧妙地避免了就事論事，而是以其他事件和第三者的評論作為判決的依據。提摩勒翁在這次出征中表現得十分英勇、十分高尚，這也就使他的官司很快明朗化了。而且他順利地克服了這一光榮任務中的一切艱難險阻，仿佛是神明站在了他的一邊，有心為他進行辯護，因此也就為他揚起了幸運的風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