鑒於我們自身的弱點，單一而純正的東西不可能為我們所用。我們享有的東西，都已有了改變。金屬也一樣，純金要摻入其他物質，才適合我們使用。
不論是被阿裏斯頓和皮浪以及斯多葛學派奉為生活目的的單一道德，還是昔蘭尼學派和亞裏斯提卜主張的快樂，不經組合也都不可能起作用。
我們的快樂和幸福，無不摻入痛苦和不安，快樂會產生痛苦，最快樂時會焦慮不安。
極度的快樂近似呻吟和哀歎。你不覺得這種快樂會因焦慮不安而行將消失嗎？即使我們把它的形象塑造得完美無缺，也總會用病態和痛苦的修飾語來掩飾它：沒精打采，有氣無力，萎靡不振，弱不勝衣，漫不經心。這充分證明極度快樂和這些修飾語之間的血親關係與同質性。
極度快樂嚴肅多於快活，極端和充分的滿足、平靜多於愉快。快樂會使我們憂從中來，正是所謂的“樂極生悲”。
希臘的一句古詩表達了同樣的意思：“諸神賦予我們種種快樂，卻要我們為之付出代價。”這就是說，他們絕不會賜給我們單純和完美的快樂，我們得到了快樂，卻也付出了痛苦的代價。
工作和快樂本質上南轅北轍，卻不知在哪個點上自然相接。
蘇格拉底說，有位神明試圖把痛苦和快樂混合起來，合而為一，但他無能為力，隻好決定讓它們末端相連。
梅特羅道呂斯說，憂愁中摻雜著快樂。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說別的意思，但我設想，憂鬱中孕育著計劃、讚同和取悅；我不說野心，盡管也可能有野心。在憂鬱的懷抱中，有一些甜蜜而美妙的東西在向我們微笑和獻媚。有些性格不是以憂鬱為食糧嗎？
在塞涅卡的信劄中，有個叫阿塔羅斯的人說，追懷亡友會使我們愉快愜意，正如陳酒的苦味沁人心脾，年輕的侍者別給我斟法萊納酒，我要喝苦味更濃的酒。
大自然向我們揭示了這種矛盾的混雜：畫家用皺紋既可以畫一張哭臉，亦可畫出一張笑臉。的確，在畫臉部之前，你去看畫家作畫，可能無法斷定畫的是笑臉還是哭臉。笑到極點，就會笑出淚水。
“大凡痛苦都有補償。”當我想象一個人被稱心如意的快樂團團包圍時（比方說，他的所有器官永久處於類似性欲高潮的極度快樂中），我會感到他將被快樂融化，他絕對吃不消那樣單純、經久和全麵的快樂。的確，人處在快樂中，就會設法躲避，自然會趕緊逃之夭夭，就像在逃避一個海嘯，因為他在那裏不能變得堅強，擔心會被融化掉。
當我虔誠地向自己懺悔時，我發現我最優秀的品質也帶有邪惡的色彩。柏拉圖若仔細觀察（他確是這樣做的）自己最高貴的品德（我和大家一樣，對這種高貴品德和其他類似的優秀品德，都給予真誠而公正的評價），他會發現他這種品德也雜有人類不自然的色彩，那色彩若隱若現，隻有他自己才能察覺。人確實是個縫縫補補、花花綠綠的混雜物。
法律不混雜某些不公正成分也不可能存在。柏拉圖說，有人想讓法律消除一切不愉快的討厭的東西，其實是在斬許德拉的頭，斬了一個又複生一個。“一切儆戒性的懲罰，對個人可能不公，但對國家卻有益無害。”塔西佗如是說。
同樣，在生活和社交方麵，我們的頭腦可能會過分單純和敏銳；頭腦敏銳，就會過於洞察和好奇。我們要讓思想變得遲鈍駑緩，以便更循規蹈矩；要讓它變得糊裏糊塗，以便適應人間險惡的生活。然而，有些人的思想平平常常、不緊張，卻更適合處理公眾事務。
崇高而卓絕的哲學思想對實踐一籌莫展。心智極度敏銳、瞻前顧後、變化無常，會處理不好人際關係。人世間的事，做起來要粗枝大葉、大而化之，大部分的事留給命運來操作。無須把事情說得太透徹明了。越是考慮各種矛盾的觀點和多種多樣的形式，就越理不出頭緒：“他們在頭腦裏反複考慮各種矛盾的解決辦法，結果搞得暈頭轉向。”
這是古人對西摩尼德斯的指責：希倫一世請西摩尼德斯給上帝定義，為尋求滿意的答案，他向希倫一世求得幾天時間進行思考。他絞盡腦汁，想出了好幾個深刻而尖銳的答案，卻不知哪個最正確，最後灰心喪氣，隻好半途而廢。
越是把各種情況和結果考慮得麵麵俱到，就越難作出選擇。才智平平，處理大小事務反而得心應手。請看，最傑出的行政官，並不善於向我們表述他們是如何成為最傑出者的，而能說會道的人做的事往往毫無價值。我知道有一個誇誇其談的人，說起勤儉節約來頭頭是道，可他卻可鄙地把十萬利弗的年金一擲而光。還有個人說話和思考問題比他的謀士更勝一籌，他顯得生氣勃勃、才智橫溢、世間無雙，然而，他手下的人卻認為他說話做事完全是兩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