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大家都玩撲克牌，但隻有張大衛才算得上沉迷賭博，每隔一段時間便像中了魔法一般，沒日沒夜地與各係各宿舍的人在撲克牌局上殊死搏鬥。此人不修邊幅，蓄了兩年的絡腮胡子，直到大三開學才剃個精光，大家這才發現他長了一個英俊到不露出來簡直是對自己犯罪的下巴。可是下巴幹淨了，整個人依舊髒兮兮的樣子。他跟我講過他小時候的事。他爸爸是鎮上的獸醫兼屠夫，早前人工授精還不普遍之時，公牛一跳上母牛的背，他要幫他爸爸拉起母牛的尾巴，隨後根據公牛肛門的波動來判斷是否射精。驢子的情況與此相仿。殺豬的時候，他自稱，也曾勇敢地把豬摔倒在地。他雖不是特別擅長講故事，但是聲情並茂，張牙舞爪，氣氛造得十足，好似天底下最驚心動魄的事莫過於此。他對自己少年時代的勇氣深表欽佩，聲稱自己如果生在清朝，一定會被冊封為“巴圖魯”，也就是勇士。
這位巴圖魯也有脆弱的一麵。一旦賭輸了最後幾張飯票，他就會趿拉著拖鞋，穿著短褲，在秋風之中瑟瑟發抖。人家問，大衛，怎麼不去吃飯？他說，病了。人家如果不問，他也主動跟人說，我病了。這種把戲頗有效果，真有女生買了熱粥和榨菜來照顧他。我們都覺得這些女生姿色平庸。張大衛卻不在乎。這時候，他倒好似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捧著心口，楚楚可憐。見此奇景之後，無論誰譏笑劇社是個銀樣蠟槍頭，沒人會演戲，我都會持相反意見。
張大衛畢業之後去了本地的一家雜誌社，漸漸地與總編有些矛盾，那總編也未必成心使壞，也可能有玉不琢不成器的心思。當然，說到底還是給小鞋穿。厚黑之學，馭人之術，如此之類。
這一天，雜誌社下了班，大家一起去吃清水火鍋。所謂清水火鍋就是在煤氣爐上支個鋁盆，清水中漂著少許蔥段、幹辣椒、花椒之類，拿羊肉和菜直接開涮，物美價廉。吃到一半，總編說要一盤茼蒿，張大衛說，不要茼蒿，要大白菜。總編說，大白菜有什麼好吃的？要茼蒿。路線鬥爭就從這兒開始了。張大衛說，就要大白菜！如是反複幾次。總編說，小張，你怎麼回事，一盤茼蒿你跟我強什麼？怎麼這麼不成熟呢？張大衛說，這根本就不是茼蒿的事！總編黑下臉來，一桌同事也不知道怎麼和稀泥。張大衛憤怒至極，摘下為了這份工作特意配的黑框眼鏡，奮力摔在地上，指著總編的鼻子說：去你媽的，老子不幹了！說罷，氣昂昂地走了。飯桌上一片死寂。總編沉默了片刻，說，在座的各位，表個態吧，我這個當總編的該怎麼當？
這就是民意調查了。各位自然說要嚴肅處理。就此鐵板釘釘，張大衛的這份工作徹底沒了。
有詩讚曰：
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茼蒿人。
若沒有這麼一出，以張大衛的聰明靈活，事業成功並終老圓石城，其實大有可能。此後他百事不順，一氣之下，考去了中央戲劇學院讀研究生。由此這位巴圖魯也影響了我此後的人生。
“怎麼這麼沒勁呢？”上學時張大衛輸了牌局之後常這麼說。這樣一來，我們都喜歡去省歌舞團大院五號樓三二九室玩，就再自然不過了。在這個“沒勁”的世界上，五號樓三二九卻是一個可以讀讀瓦文的《匈奴史》，嚐嚐嘉措的朝鮮香煙和日瓦的俄羅斯黑魚子醬—誰曾想到，眨眼之間，蘇聯已經解體了—聽聽田麗為大家挑選的入門級舒伯特和勳伯格的地方。
通過張大衛，我進入了他的朋友圈子，果然物以類聚，人以群分，這些人也都屬於逗趣的一類。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之初，年輕人的生活就像正襟危坐在桌子前，不知道該把手放在哪兒。桌子上空空如也。轟轟烈烈的一九八零年代畫下了錯愕的句號，海子死了，星星畫展已是陳跡，文藝熱潮曾是挪亞大洪水一般的存在，如今縮回到了自己的河床中去。政治動蕩過了，中國在國際上麵臨困局，經濟試圖恢複活力，卻步履維艱，如汽車在濕滑的泥地裏徒然地吼叫著，隻落得個泥點四濺。那是一個空白的時代。倘若說一九八零年代如同霧中風景，讓人看不清楚路標，一九九零年代初就像明亮的汪洋大海，水平如鏡，波瀾不興，可憾的是無一絲帆影。
直到我讀大四之時，海麵下才隱隱震動起來。那是鄧小平南方談話之後經濟重新起飛的時期。證券市場一開，舉國為之瘋狂。校園裏，《鹿港小鎮》之類的老牌金曲立刻過氣了。風氣變了。《紅太陽》一類的磁帶聲勢浩大地再次流行起來。前一年你可以在街頭聽到五花八門的音樂，後一年你也可以聽到很多。一九九三年夾在這兩年中間，沒有什麼音樂，除了《紅太陽》。這盒磁帶就像除草劑，把其他音樂禾苗斬盡殺絕了。股票認購證的價錢則翻了無數倍。總之這一年隻有兩種風景，這邊是證券市場，那邊是《紅太陽》。倒爺、大媽、閑人、謹小慎微的幹部，覷準機會的各色人等，潮水般湧入股市，腦中兀自盤旋著“太陽最紅，毛主席最親”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