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流行綠軍挎，日瓦也有一個，為了避免跟別人的弄混，像個小學生似的用鋼筆在書包帶上寫上名字：zhiwago。他深愛《日瓦戈醫生》，愛屋及烏，深深體會到俄國是一個偉大的國家，對俄國的一切頗有好感，具體表現便是薪水雖不豐足，卻去外貿商店買魚子醬罐頭吃。“裏根夫人南希跟戈爾巴喬夫夫人賴莎聊天，南希說，美國人民生活很幸福，吃漢堡包，看好萊塢電影，聽搖滾樂。”日瓦喜歡講這個故事，“賴莎說，我們蘇聯人嘛，隻是吃吃魚子醬，看看芭蕾舞，聽聽柴可夫斯基。”至於賴莎的回擊能否體現蘇聯人民的生活真相，他才不管呢。對於蘇聯的崩潰是否跟特權階級吃了太多的魚子醬有關，日瓦也認為，政治歸政治，文化歸文化。
我的印象是，日瓦比較單純，對政治不敏感。瓦文與他截然相反，野心勃勃而且極有主見。
有天晚上，我們在化纖地毯上席地而坐，日瓦說：“有一次我坐火車，是夜車，車廂裏隻有我一個人，忽然之間，火車廣播開始放音樂，居然是《日瓦戈醫生》的主題曲，《拉拉之歌》，我一下子就??望著窗外，聽著熟悉的旋律，我想著拉拉的命運，眼淚不知不覺流下來。”
他說得笑嘻嘻的，我們也跟著笑嘻嘻的，但是內心深受感動。《日瓦戈醫生》是感人至深的作品，無論是小說還是一九六五年大衛·裏恩版的電影，這一點是確定無疑的。在一九九三年，證券市場元年，在圓石城這樣一個隻有基本生活的地方，竟能在一間小屋裏遇到一個人談起內心的詩與孤寂，何嚐不是好事。對小說中的虛擬人物懷有某種真摯的愛，我也感同身受。
作為斯坦和斯基，我們有時到這兒吃飯。吃完了飯大家就聊聊天。扯淡居多，偶爾也談談思想、藝術、曆史等等。後來者可能認為那是談論這種話題的好年代，或者以一種勢利的眼光，認定這種談話做作可笑。其實都不然。年代是一回事，人是另一回事，在任何年代都會有人談起活色生香的話題卻令人厭煩，也會有人談論嚴肅話題而妙趣橫生。瓦文和日瓦就是後一種人。
他們做的飯菜也好吃。有一道砂鍋豆腐煲，瓦文最擅長，秋天，買來價格便宜的指甲大的螃蟹，在被叫作“肚臍”的那個地方十字剪開，投進豆腐湯裏，滋味鮮美。配搭饅頭，我們享受這清淡的美食。我比他們小六歲，認識上要幼稚得多，不免把他們附會為熟稔生活藝術一類的人物。
有一天，我們正坐著，進來一個人，一頭撲倒在瓦文的床上，無比舒服地哼唧起來。瓦文說：“你丫這麼快就回來了？”這人把腦袋在枕頭下鑽來鑽去，賴唧唧地說：“我操你丫還有沒有人性，這還快？倆禮拜了都，在那邊度日如年啊我，天天想著你們。我可算回到組織懷抱了。”
這就是嘉措，在省外辦工作，剛從朝鮮回來。他單獨住一間宿舍，獨處無聊，便把三二九當作度假別墅，常來常往。瓦文向我們介紹：“這是嘉措，全名倉央嘉措。”嘉措生性風流，瘦臉，鼻子又窄又挺，人中也長，貌似狐狸。一雙桃花眼，眼光流動不居，正是所謂“眼是水波橫”。
有幾次，嘉措帶我們去參加領事館的文化活動。我們很少跟外國人做“官方接觸”，不免覺得是新鮮事一樁。在日本領事館看過一次茶道表演，我看得津津有味，瓦文、日瓦和嘉措卻說，日本人就愛裝神弄鬼。日本副領事來跟我們打招呼，漢語說得極好，日瓦笑嘻嘻地說：“你，日本人。”副領事帶著外交官的笑容說：“對，我日本人。”這人走了之後，日瓦說；“他，日—本人。”另有一次，我們一起去聽美國領事館的音樂會，本以為是爵士樂一類，不料卻頗為古雅，在美國式的青翠草坪上，四個音樂學院的女孩表演弦樂四重奏，舒伯特的《冬之旅》。拉中提琴的女孩頗為美貌，跟我年紀差不多大，成了眾人目光的焦點。
音樂這東西頗有魔力，讓人擁有超凡拔俗之態，那美色仿佛融化進聲音之中，與女舞蹈演員們刻苦雕塑過的身段的優美又有不同。嘉措徑自在這個女孩麵前的草坪上坐下來。瓦文說：“這孫子又犯病了。”日瓦說：“又有好人家的姑娘要倒黴了。”那個女孩顧自演奏著，皺起了眉頭。不過我猜，一旦交談起來，她便會發現嘉措頗為風雅，對音樂也算內行。那時大家的生活甚是貧乏，嘉措卻過著堪稱奢靡的日子，每天晚上，倘若不與什麼萍水相逢的有夫之婦幽會，也不去三二九湊熱鬧，便窩在自己的狹小宿舍裏啜飲著陪同省領導出國時帶回的威士忌或者金酒，讀著《韋氏大詞典》，連聽幾個小時國外帶回的黑膠唱片—外交戰線心不在焉的小戰士的便利、孤獨與樂趣。如今，他就這麼坐在離樂隊半米遠的草地上，趁演奏間隙，跟那個女孩搭著訕。果然，十分鍾後，那女孩雖然仍然麵露厭煩之色，卻已經跟他有問有答起來。
茶敘時間，嘉措對我戲謔地說：“這些女孩，與其給洋人玩，不如給我玩。你以為洋人是省油的燈？不過我跟她搭訕，也不全是為了耍流氓，我確實喜歡舒伯特，他是真正的天才，非常細致入微，在運用音樂語言的靈敏度方麵，我以為無人能及舒伯特。”說罷，取了蛋糕，送給那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