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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康的父親和母親都是吃粉筆灰的。六十年代初期，父親得了肺病，就退職了。其實，生病隻是表麵的理由，深處還有一個不為眾人所知的原因。那就是，當他還是一名中學生的時候，曾經加入過國民黨三民主義青年團。當時的情景已經記不清了，總之是有人拿來一疊表格，你一張，我一張地填寫了起來，他也填寫了一張。那時他還是個孩子，沒有頭腦，沒有政治主見，喜歡熱鬧，有許多人做的事情，他也就不拒絕做一做，否則就覺得自己很孤立。四九年以後，漸漸地，這卻成了他的心病。這心病在後來的曆次運動中，如滾雪球似的越滾越大。每一次運動來臨，他就要自我鬥爭一次：是去向領導交代，還是不交代？他想，當年在一起填表的人都已離散，有的少年夭折，還有的出洋後再沒回來。當時有許多人在，未必能記得有一個唐亦生也填了這表（唐亦生是他的名字）。可是萬一呢？他不相信會有什麼事情是萬一也不會發生的。這些年來，他為人做事，如履薄冰，如臨深淵。夜深人靜時，他無數次地憧憬著那一日的情景能夠重演一遍：當表格送來的時候，他恰恰走開了，去上廁所，或者去洗一塊手絹。這個秘密隻有一個人知道，就是阿康的母親。在那膽戰心驚的白晝或是黑夜，他們壓低了喉嚨，反複討論著：是不是要去領導處交代。他們一會兒說去，一會兒又說不去；有時他說去，她說不去；有時則她說去，他說不去。有幾次，他們實在捱不過漫漫長夜，就決定第二天一早就去向領導坦白。可是天亮的時候，他們心裏稍稍豁朗了一些，心想：也許這些並沒有什麼，就打消了念頭。還有幾次，是白天裏同事們的言談舉止使他們起了疑心，惶惶不可終日，就像過街的老鼠。然而到了夜晚，他們躲在他們小小的三層閣上，黑暗隱匿了他們，使他們鬆了一口氣。有時候，她鼓勵他不要害怕，有時候是他鼓勵她不要害怕，他們相濡以沫地度過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相比較而言，她的神經稍稍比他堅強，而他的精神幾臨崩潰，上班於他漸漸成為不可推卸的苦役，尤其是經過了星期天的休息而來臨的星期一早晨，他甚至會出現心跳氣短的病狀。他變得疑神疑鬼，對誰也不相信。他沒有一個朋友，無論是節日還是平時，都沒有客人上門。他們兩個大人和一個孩子深深地蝸居在這日益朽爛的三層閣上，時刻都會覺得災難就要臨頭。到了六○年，他終於得病，提出退職休養，完全從社會上退身出來。他每天早上去菜場買菜，帶回來油條和豆漿，打發女人孩子上班的上班，上學的上學，自己在家讀幾頁“史記”之類的古書，再練幾筆大字，寫過的字紙都很認真地燒掉，然後就燒午飯。午飯後，他睡一個小時的午覺，再去馬路對麵弄堂口報欄看報。他看報看得很仔細，連電影廣告也不漏過，看報總是要花去他大約一個小時的時間。看完報後，太陽都有些偏西，燒晚飯的時間到了。晚上，孩子在燈下做功課，女人在燈下批作業，他在一邊喝茶抽煙，心裏充滿了安謐的情感。隔壁隱隱傳來收音機的聲音，有時是歌唱，有時是新聞，聽得不太真切。可是有了這點聲音，他也滿足了。他們家裏沒有收音機，因為收音機容易使人聯想起“短波”和“敵台”這一類事情。為了防止人們對他們所能生出的一切懷疑，他們甚至連房門都敞開著，直到晚上睡覺才關上。他們對左鄰右舍總是客氣而恭敬，擔任一些瑣碎而麻煩的義務，比如收交水電費，參加每星期四的裏弄大掃除。然而對於那些和文字有關的工作，比如出黑板報或者讀報，他總是婉言拒絕。他表現得不積極卻也不消極，樣樣事情做到正好使別人不太能夠想起他。
在他最初的退職的日子裏，他還有過一個想法，就是教導他的孩子。以他多年的教學經驗，隻要是一個智力中等的孩子，就可在他的輔導下順利考上一個較好的中學，再考上一個說得過去的高中，以至考上大學。他既具有教育的學問，又頗懂得考試的竅門。在學校裏，他以他做人第一的準則，將這一切才能藏而不露，隻做到中庸為止。而對自己的孩子，情形就大不相同了。到了此時，他似乎才第一次認真地注意起自己的孩子，孩子已經十三歲了。
阿康從小長得格外清秀，白皙的瓜子臉，黑漆漆修長的眉毛，眼睛的形狀像女孩子，大家都叫他“小姑娘”。這時候，人們都不會想到，日後“小姑娘”這個名字將會是很響亮的。他不僅長相清秀，還有一種特別整潔的習慣。在那個年代裏，許多孩子都還需要穿有補丁的衣服，在長個子的年齡裏，褲腳管常常是接了一截甚至幾截。即使穿了這樣的衣服，阿康依然是整整齊齊的。脖子上的紅領巾也絕不和所有的男孩甚至女孩那樣，皺皺巴巴，鹹菜似的一根，尖角則被他們在沈思默想時咬噬得破爛不堪。他的領巾就好像熨過一樣的平整，書包和課本也是乾乾淨淨的，很博得老師的喜愛。曾經有一度，老師想將他培養成班級裏的幹部，由他負責一些紀律的管理。可是逐漸的，老師開始放棄這個想法了。她感覺到，這個孩子遠不是像他表麵上那麼聽話的。有一次，她臨時有事須走開一下，就讓阿康領導一下晨讀。當她回來的時候，孩子們正在朗朗讀書。而她卻感覺到教室裏彌漫著一股激動的情緒。她是一個有著二十年教齡的小學教師，熟知學生們的每一點心理。她覺得他們讀書讀得過份的響亮和起勁，連最最搗蛋的學生也像一個三好生一樣在勤奮地朗讀。這讀書聲中含有一種陰謀得逞的興高采烈的意味，這一切均逃不過她的眼睛。下課後，她將阿康叫到辦公室裏，問他，在老師走開後，教室裏的秩序怎樣。阿康說，很好。老師又問了一遍，並且流露出意味深長的微笑。阿康依然說，很好。他坦然而天真地看著老師，卻令她覺得這眼光中有一種不誠實的東西。她想要揭穿他，就說：老師其實並沒有走遠；他卻說：老師既然知道了什麼，為什麼要問我。老師不防備會有這一答，不由一怔，心裏緩緩地想：這個孩子真不簡單啊。她最終也不知道在這個早晨，教室裏究竟發生了什麼，而對於這孩子的好感和信任，卻在這個早晨消失殆盡。後來她很多次發現，在每一種搗蛋事件中，其實都有著他的幕後，而她又總是捉不住他。他顯得老實和誠懇，並且保護同學，不肯做一點卑鄙的事情。如去問他什麼，他總是說：我不知道。而老師明明知道他什麼都知道，卻沒有一點辦法好叫他承認。當老師發現自己原來是在和一個孩子鬥法，心裏很不是味道。為了糾正這樣的想法，她曾經去做過一次認真的家訪，她想：她是一名教育者啊！
她是在晚飯以後大約七點鍾的時候去的，他已經上床睡覺了。父親在喝茶，母親則批改著一摞學生的作文，這時就放下作業，去小房間把他叫起來。他穿了毛衣走出來，站在老師麵前。老師說：怎麼這樣早就睡了？他說沒有什麼事情，所以就睡了。老師就說：沒有什麼事情，就可以看看書，讀讀報紙，預習一下明日的功課，或者幫助爸爸媽媽做做家務。他回答說，好的，就不再說什麼了。他微微垂著頭，眼睛無神，又不像是困倦。他坐在一張方凳上，手搭著膝蓋。一盞二十五支光的電燈在他頭頂昏暗地照耀，他清秀的臉上布了一些陰影。他趁人不意的時候，就轉動著眼珠去看老師，又看自己的父母，顯得惶惑而不安。老師暗暗驚訝道：這孩子怎麼變了？她覺得孩子父母倒都是通情達理的人，因同是搞教育的，談得就很契合。他們先是談了些別的，然後才將話題轉到孩子身上。他們共同地肯定了這個孩子的優點，接著，父母們就主動提及了他的缺點。他們認為，孩子最主要的不足之處是懶散，對什麼都缺乏積極的態度。他們簡直不知道什麼事情是他最感興趣的，他好像對什麼都不感興趣。說到這裏，他們就轉過臉，很溫和地問孩子：“你說說看，什麼是你最喜愛的？”他不回答，隻是微笑。這一霎那，他十分像一個美麗的癡呆兒。老師很遺憾他們父母沒有提到“誠實”這個問題，於是她旁敲側擊地問道：平時下午他幾點鍾回家。父母回答說，一放學就回了家。回了家做什麼呢？老師又問。回家總是做作業，父母說，他倒是不出去闖禍的，可就是太疏懶了。老師最終也無法提出“誠實”的問題，因為這是沒有根據的事情，僅是她的感覺。當她走出他家時，心想：這一對父母都是好人，可是卻不夠了解自己的孩子。其實他們父母的了解是比她更深刻了一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