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此，我們每天傍晚都要問一問，她的那位大男孩有沒有來探望，每天下午都有農民的拖拉機送來探望的家屬，卻沒有那個青年，直到我們走後。
當我們與她分手時，發現她是有吸引力的。她的吸引力在於她的聰敏。可是，如她這樣聰敏和洞察，卻為什麼會走上這樣一條不明智的道路？她顯然不是為虛榮所驅，那長江輪上的男人是不會給她什麼虛榮的。一切的發生，又都緣於這長江輪上的邂逅。假如她沒有遇到這個男人，她的今天會是一番什麼麵目？這男人又以什麼吸引了他？她總是說，他會講笑話，會講笑話難道是一個重要的秉賦？她自己也很善說笑話，談話間，妙語連珠。她有使人快樂的本領，這是她的吸引力所在。這種使人快樂的本領，大約也是那男人吸引她的所在了。我們滿意地回到隊部，隊長們說：“又是和她談吧！”每一回記者來訪，都派她去談話，每一回都圓滿完成任務，皆大歡喜。勞教們都願意和她住在一屋，她雖從不打小報告，卻也從不被人報告。她也能與隊長頂嘴，頂完之後隊長才發覺被她頂了嘴。她從不與人爭吵，也無人敢欺她，她還使人很開心。她使樣樣事情都很順利，很擺平。她還使個個人都很滿意。我想，這大約就是如她所說：吃得來官司。而許多人是吃不來的。官司是什麼呢？就是“吃人民政府的飯”。
無論怎麼說，三中隊的人到底曾經滄海，比較別的中隊，確實“吃得來”官司些。
很長久的時候，我一直在想這個女人的故事。那長江輪上的邂逅，越來越像是一次從此岸到彼岸的航渡。一個女孩，從這一個世界渡到那一個世界，其間是一條什麼樣的道路？那一個世界，究竟是怎樣的麵目，快樂還是不快樂？米尼的到來，就是為了幫助我回答這些問題的。中午時，雨停了，太陽出來了，照耀著茶林，一片油綠，起伏的丘陵有一抹黛色，這情景是好看的。我們收了傘，送她回三中隊吃飯，報欄前有一女孩在出報，她喊她“娟娟”，還告訴我們，娟娟的男朋友是個英國人，在倫敦；娟娟這次“二進宮”也是冤枉官司，她在一個大賓館的客房裏，一個外國人要與她親熱，她不允，正拉拉扯扯時，公安人員撞了進來。她至今也沒有承認，天曉得是怎麼回事。娟娟長得不俗，高大健美，氣質很大方，字也寫得端正。
下午我們采訪的也是一個大叫冤枉的女孩，她的事情，連隊長們都感到困惑不解。她二十七歲的時候，已是第三次因賣淫來到白茅嶺，並且第二次和第三次之間僅隻相距兩月。據說，當她第二次勞教期滿，下山回家，她是真的決定重新做人。她決定做一些百貨生意，回滬後不久就去尋找門路，經人介紹，與一些百貨個體戶達成聯係。一日，他們談好買賣，一個個體戶請她去旅館坐坐，然後就發生了關係。事後，那人因其他女人的事案發被捕，將她也一並交代出來，當承辦員找到她證實口供時，她矢口否認，態度相當強硬，愛理不理的。承辦員一次一次傳訊她，她一次一次地不承認，心裏卻慌了，她想：這事如說出去，會怎麼樣呢？事情是隻這一樁，可是她是有前科的人，會不會一次作十次判？這樣的例子是很多的呀！這時，白茅嶺帶她的中隊長到上海來讀書，去她家看她，見她愁眉不展，問她有什麼事，她就說遇到這樣一個麻煩。隊長立即去找承辦員了解情況，承辦員說，我們並不是要搞她，隻是希望她能夠配合，證實口供，將那人的案子結束，並希望隊長能幫助做做工作。隊長將承辦員的意思帶給她，第二天，她便將這事交代了。不料，卻判了她三年。隊長們說，她前兩次勞教期間，都比較文靜，態度也溫和，不太與人爭執，有相當的自控力。而這一次卻大不相同，幾次要自殺，與人打架，性格變得非常暴烈，隊長們勸她說：我們也與你實話實說，判的事不歸我們管，我們不知道，你就不應當和我們鬧。你要不服，可以再寫申訴，自己不會寫，我們替你寫。而她則大哭說，她不寫申訴，她根本不相信這世上還有什麼公理，這個社會是專門與她作對的，從來沒打算要給她出路，坦白從寬，悔過自新都是說說騙人的！她橫豎是要出去的，出去之後她橫豎是再要作壞事的，她橫豎是和這社會作對的！
她來到我們麵前，三句話出口就哭了，她說她恨這社會，恨這世界，恨所有的人，她反正也沒有希望了，那就等著吧！她頭發削得短短的，穿一身白衣白裙，中等偏高身材，勻稱結實，她的氣質似比較細膩，確像是淮海路上的女孩。她家住在淮海中路，兄弟姐妹多人，她與妹妹最好，可是妹妹死了。說到妹妹，她的眼淚如斷線的珠子，她咬牙切齒地詛咒她的父親，說是她父親害死了妹妹。在她第一還是第二次勞教的時候，父親就懷疑妹妹是否也與她做一樣的事情，主動將她送到工讀學校，女孩後來自殺了。她說：我妹妹是個特別老實的好女孩，在學校裏是三好學生，門門功課優良，她怎能去工讀學校那樣的地方？我饒不了我父親，我恨他，他那種一本正經的樣子！我看了就惡心！想起往事，她慟哭不已。充滿了絕望，她怪這社會把她弄得這樣絕望，她說她十八歲那年，第一次被抓，一進去就把她的頭發都剪了，從此，她再沒有什麼自尊心和希望了。她這次來後，既不要家裏寄錢，也不寄去探親條子。我們說，要不要我們去你家看看你父母，讓他們來看你呢！她說：不要，不要，我不能讓我媽媽來，她已經六十多歲了，身體不好，這一路上難走得很，荒山野地的。假如——她的眼淚忽然止了——假如我媽媽不在了，我就要我父親來看我，我每三個月就要他來一次，讓他帶這帶那，大包小包拎著，上車下車，再搭農民的拖拉機，荒山野地的跑著來，她很惡意地想象那情景，淚如雨注。後來，她漸漸地平靜下來，站在門口與我們告別，雨後的陽光照射著她，白衣白裙好似透明了，看上去，她竟是很純潔的。我們囑她既來之，則安之，平平安安地度過這幾年，我們回上海後，一定幫助她申訴，她說沒有用的，我們很有信心地說我們要試一試。然後，她就走了。
又一輛拖拉機到了，老遠就聽見轟隆隆的聲響，門前嘈雜起來。我們回到屋裏不一會兒，門卻被粗暴地撞開，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提了一個大蛇皮袋，探身進來，說道：隊長呢？又退身出去了。
傍晚，我們在回場部的汽車上，看見這位攜蛇皮袋的男人坐在後座，身邊有一個白發蒼蒼、身坯粗壯的老人，還有一個六歲的清秀的男孩，很活潑地跪在車座上，望著窗外雨後泥濘的道路，落日很絢麗，老人的臉色十分陰沈，那男人則一臉沮喪，卻還耐心地回答孩子好奇的提問。他們是誰呢？
下車後，見那男子和老人帶了孩子也走進了我們的招待所，在服務台辦理住宿，心裏很好奇，裝作看一張汽車時刻表，等待時機和他們搭話，看見表上有一個站名叫作“柏店”，不由想起丘陵上孤獨的柏樹，遊轉在我們的視野裏。他們與服務員交涉得似乎不那麼順利，雙方態度都很急躁和不耐。當那男人交涉時，老人在廳前徘徊，帶了勃勃的怒意，好像一頭困獸，孩子則蹲在地上玩他自己的遊戲。終於辦完手續，三人就走進底層走廊盡頭的房間，拖著那個巨大的蛇皮袋。終於沒能搭話，隻得遺憾地離開，去飯廳吃晚飯了。
飯後，走過隔壁一飲食店，卻見那三人正坐在裏間，大人已經吃畢，在吸煙，孩子在吃最後幾個餛飩，饒有滋味的。我們好像堵截似的陡地走進去，對那老人說道：老先生，吃好了嗎？老人有些驚詫地抬頭看我們，眼睛隨即又湧上怒意，那男人倒還隨和，問我們也是從上海來的嗎？所看望的親屬在哪個大隊？我們說我們是來采訪一些情況，並介紹了自己，他不知道我，卻非常知道宗福先，臉上露出笑容，並立即向老人說：叔叔，這是上海來的記者，大名鼎鼎的。老人忽的將碗一推，對那男孩說：快點吃，說罷就起身離去，看都不看我們一眼。那男子並不介意，向我們解釋：叔叔氣壞了，他從台灣來，特地乘了七小時汽車，趕到楓樹林來看侄女兒，也就是他的妹妹。可是幹部們不讓見，說凡是海外親戚探視，都應事先告之，然後讓勞教回到上海，住婦女教養院，在那裏接見。他求情道，人已經來了，是否可以破例一次，幹部則讓他們快回去，等著在上海接見。算了算了！他憤怒地揮舞著手，不見了不見了，我們不要見了！這種地方，真令人頭昏。我們勸他不要意氣用事，還是應當讓妹妹回滬一次，現在裏麵活很重，一個個都累得很，回去也可休息幾日。他依然嚷著：算了算了！這種事情，太令人頭昏了！你們看，我還把她的孩子帶來了，一個小孩，走了這麼遠的路，卻看不見媽媽，她們這種幹部，心是多麼硬，實在頭昏！我們慢慢地勸他平靜下來，一起走回了招待所，他請我們去坐坐，我們便也不推辭。台灣來的叔叔正坐在床沿抽煙，房間很小，擠擠地放了三張床，見我們進來，老人一甩手就走了出去！叔叔實在氣死了！——他又對我們說。我們問他妹妹在哪個中隊，叫什麼名字，什麼案情進來的。前麵的問題他都回答了，說他妹妹在四中隊，四中隊除去將要解教出所的人外，還有一支文藝小分隊，他妹妹是小分隊的。談及案由他隻連連說：這樣的事怎麼說得清楚！這樣的事能說得清楚嗎？我們問他妹夫做什麼工作，他隻說已經離婚了，孩子歸妹妹，現在由他帶，問他有沒有結婚，他說沒有，又說：不結婚了，不結婚了，想起這些事就頭昏！再問他們的父母在哪裏工作，他就搖頭，連連說，頭昏頭昏。這時，台灣來的叔叔走了進來，無緣無由地將那孩子喝斥了幾句，假如我們還不走，他要罵起來似的，我們就告辭了，他依然不看我們一眼，黑著臉，看他並不像發財的樣子，隻有腰間那一隻腰包，有點台灣來客的氣氛，他像是個老兵。我們趕緊離去，那男子送我們出來，問我們會不會看到他妹妹，我們說可以的。他說，假如看到他妹妹，就對她說：家裏一切都好，孩子也好，讓她放心！說到這裏，他哽住了，有大的淚珠在他眼睛裏打轉，而終於沒有落下。這意外的插曲，給我們的白茅嶺之行增添了戲劇性的色彩。
後來，我們向負責接見的幹部提及此事，那女孩說，那天，他砰的撞開門，一手揚著一本護照，一邊說：台灣叔叔來了，台灣叔叔來了。我心裏就很反感。你台灣叔叔有什麼稀奇，也要按規矩來，回去！我們又問他妹妹是什麼案情，她便找來卡片給我們看，她曾經在工讀學校，由於向一個醫學院的伊朗留學生賣淫。這一次進來也是由於賣淫，主要是同華亭路一個商販。這商販的姓名使我眼熟，我記得在好幾張卡片上都有這個名字。那女孩就告訴我，那都是同案犯，這一起淫亂牽進來的人有好幾個。這商販是個什麼樣的人呢？我眼前出現了炎炎烈日底下，人聲鼎沸熱火朝天的華亭路。
接下去是星期天，值班的星期六就留在楓樹林了，不派大客車，本想搭拖拉機去，可場部的宣傳幹事卻找來了一輛小吉普。
我們還是到了三中隊，院子裏很熱鬧，大家有的洗衣，有的洗頭，做著一些內勤。上午是排練合唱，為歌詠比賽作準備。這時的氣氛是平靜和閑適的，與往日很不同，然而這麼多身體強壯且又年輕的女人一同在院子裏活動，卻包含了一股緊張的氣氛，好像隨時都可能發生些什麼。辦公室裏有一個勞教在向隊長哭泣，她進來之前借錢買了一輛車，本想趕緊做了生意將債還了就可淨賺，不料卻因偷竊事發。她將車交給妹妹、妹夫，希望他們代她還了債，其他賺頭都歸他們自己。可昨日妹妹來信說，計程車生意不好做，並不能賺錢，債主又上門討錢來了，希望姐姐告訴她，姐姐的金銀首飾放在何處，她可取來折價還債，或者，就把車子賣了。她說妹妹根本沒有好好地做生意，還想騙去她的金銀首飾。隊長很耐心地聽她講述，不說什麼，也不打斷她。那發生在上海繁華大街和隱晦弄堂裏的故事，在這皖南寧靜的早晨裏，聽起來是多麼不可思議。
這天我們在三中隊又挑選了三個采訪對象。這二日的談話已有點使我們疲倦，失去了耐心，談話便無意加快了節奏。一個新的對象很快就使我們消失興趣，就又期待著下一個對象。對這些女人的好奇心和新鮮感在一次次的接觸和談話以後大有泯滅的危險，我們有些懶惰，互相希望別人來提問題，提問題使我們感到吃力，假如第一個問題沒有得到令我們滿意的答複，就再無耐心去提第二個問題。於是，沒有幾個回合便匆匆收了場。
第一個談話者是一個四十七歲的女人，這是最年長的勞教之一，她曾於七七年因流氓罪判處三年勞教，這一回又因流氓罪判處三年，從她的材料中得知，她主要的淫亂活動是和兩個二十歲左右的男子進行的。這事情叫人覺得惡心，卻又想不明白。當她站在我們麵前時，我們就隻剩下愕然的心情了。她是乾枯了的一個女人，黑黃的少肉的長臉，說話很生硬，態度也很不合作，她過去的職業是小學的體育教員。這個人，這個人的職業，這個人的作為，全呈現著分離的狀況，怎麼也協調不起來，隻覺醜陋得要命。這時也發現自己原來是有著致命的偏見，那就是隻能夠認同優美的罪行和罪行中的優美，懷了一個審美的願望來到白茅嶺，實是跑錯了地方。麵對了這麼一個存在，我們簡直束手無措，張口結舌，她坐在角落裏，手裏玩弄著一柄扇子，在眼角裏覷著我們，使我們更覺不是對手。後來我們終於提出一個問題：當你這樣大的年紀卻和兩個男孩瞎搞時，心裏究竟如何想的？她不回答，低著頭，好像有一點羞澀，這令人更加忍無可忍，我們立即把她送走了。
第二位是一名“A”角。她頭發剪得很短，穿男式長袖白襯衫、男式西裝長褲、一雙鬆緊鞋。她的父母都是盲人，而她的眼睛很明亮。她是二次勞教，第一次是流氓賣淫，第二次也是流氓賣淫，在這裏，是一名出色的“A角”，許多女孩為她爭風吃醋。我們問她為什麼大熱的天不穿裙子，而要穿長褲。她說她從來不穿裙子，穿慣了男裝，穿女裝就很扭。過幾天大隊要舉行歌詠比賽，每人都要穿裙子，她借了一條試了試，怎麼看也不像樣，趕緊脫了下來，到了那一天，她可怎麼辦才好啊！她非常發愁和惱怒的樣子。我恭維她說：你長得還是很秀氣的，穿裙子不會難看的！她嘿一聲笑了，直搖頭，說她一直是這樣的，有一次和男朋友出去，遇到他的熟人，熟人就問：這是你的弟弟嗎？我說你男朋友喜歡你這樣裝扮嗎？她說，他喜歡不喜歡關我何事！我們心裏有許多問題，可是想來想去不好問出口，比如說她既然扮成男性角色，那麼有沒有性衝動？這衝動是哪一方麵呢？如是立足男性角色方麵的，那麼她又如何去賣淫和搞兩性關係？假如她不拒絕兩性的關係，那麼她又如何處理自己的角色問題？反正，就是一句話，她在現實生活中是如何協調兩種性別角色的？後來，我們送她回去了，走在她身邊，覺得她走路的姿態確已相當男性化，含胸，端肩，微微有些擺動，且是一種沈穩剛健的男性風格。
第三個就是娟娟。隊長事先提醒我們，這個娟娟不知是說謊還是做夢，經常胡說八道。她將自己的家庭描繪得十分豪華，可有一次，隊長去家訪，卻發現她家十分拮。她還說她和許多男明星有戀愛關係。每天她都寫一些日記似的文字，寫好後也並不收好，到處放著，叫別人四處傳看，日記裏記載著她和歌星費翔兄妹般的友情。她今年二十七歲，第一次因與法國駐滬領事姘居而判處三年，第二次的事情，她至今也不承認，連叫冤枉。當我們問及她這事時，她是這樣敘述過程的：那一日，她到華亭賓館去送她的英國男朋友，男友走了之後，她又留在賓館跳舞，晚上，有一外國客人請她去客房坐坐，她想拒絕人家是很不好意思的，就跟了去。一進房間，那人就對她行之非禮，正拉拉扯扯間，房門推開了。她雖然覺得委屈，可倒也平靜地接受了現實。這過程中有一些疑點是她無法解釋的：她送走男友後是因什麼理由再留下跳舞，她憑什麼跟隨一個陌生人去他的客房，這人又為什麼目的而請她去？當然我們並沒有問她這些，我們經曆了這些談話，已經習慣了一件事情，那就是所有的人都將自己說成是無辜的，純潔的，她們的神情都是同樣的懇切，叫人同情。我們漸漸地抑製了我們愚蠢的文學性的憐憫心，而這憐憫心最終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則是在離開白茅嶺以後。我們說隊長說你每天都要寫日記啊！她先說是瞎寫寫的，然後又說在這樣的地方，不寫寫東西又能做什麼呢？亂轟轟的，周圍沒有談得來的人，那些人或者吵架打架，或者搞什麼“A角B角”的同性戀，太無聊了。這些人都是心理變態，硬說那個“A角”像男人，說你看你看，她多麼像男人啊！可她橫看豎看還是一個女人。夥食也很糟糕，難得吃肉，也都是豬頭肉，大家都奇怪，這裏怎麼會有這樣多的豬頭肉，都說白茅嶺的豬是長兩個頭的。這次歌詠比賽，非要她寫串連詞，還要她朗誦，說她普通話說的好……最後，我們送她進去時，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番，說：你穿得多麼素啊！我說，是啊，我們也不懂，聽說你們這裏不能穿裙子，不能穿沒領子的衣服，其實我也熱得很，可是你們都穿裙子！她就說：那些規定是對勞教的，裙子可以穿，可是每一季不得超過三套衣服。要是我是你，那我簡直不知怎麼才好了！她忽然說了這麼一句，使我注意地看了她一眼。她眼神有些迷惘，又有些陶陶然地望著遠方，走進了大牆裏邊。她在做什麼白日夢呢？為了這些荒謬的白日夢，她準備付出多少代價呢？
勞教們又在工場間加班了，隻有幾個值班隊長在，辦公室都鎖了門，比平時安靜多了。四周都是茶林和稻田，假如要逃跑，往哪裏逃呢！女勞教已保持了多年無逃跑的記錄，過去，這裏曾經逃跑成風。她們總是先到一戶農民家，給他們錢，住宿一夜，再往上海逃，到了上海，住上幾天，有一些就又回來了。太陽當空，天上沒有一絲雲彩，四下裏無一人。
下午我們到四中隊找昨日那位哥哥的妹妹，負責小分隊的隊長說她已離開小分隊，到二中隊去了。問為什麼離開小分隊，那隊長說這人就是長得好，可是特別笨，什麼也學不好，並且很扭，說她幾句，她就什麼也不做了，很難弄，便把她打發回去了。隊長又說，她的哥哥倒特別好，“五一”節時，演出須每人有一套運動服，她哥哥接信遲了，生怕趕不上演出，還帶了運動服直接送了來。她哥哥是為了她不結婚，幫她帶孩子。我們問：她哥哥怎麼對她這樣好呢？而且他結婚不結婚和她有什麼關係呢？隊長說：誰知道！於是我們又到二中隊，要求見這個勞教，她是倉庫管理員，所以我們就去了倉庫，她果然長得很好，身材很勻稱，很秀氣，鵝蛋臉很俊俏。我們想起了昨日那個六歲的男孩，覺得很像他的母親。她以一種熟人般的態度看著我們，很不見外似的，問我們從哪裏來，做什麼工作，然後就問，上海某某話劇團的某某某，你們認識嗎？上海兒童藝術劇院的某某某，你們認識嗎？上海某某團體的某某某，你們認識嗎？如果我們說認識，她就微笑著說，我們是朋友；如果我們說不認識，她也微笑著說，我們是朋友。當她問到上海音樂學院的某某某時，她臉上忽流露出一絲惆悵，放輕聲音道：我進來的那天中午，我們在一起吃午飯的。停了一會兒，又說，假如我要不進來，他就會和我結婚。她眼睛看著前麵牆上的地方，沈浸在往事的回憶中。而她又很快回過神來，說她在這裏過得不錯，開始在食堂，後來在小分隊，她不喜歡小分隊，在那裏很沒意思，亂哄哄的，每天早上還要練功，她就不要待了，來到這裏，又看倉庫，過幾日要歌詠比賽，隊長要她去輔導，因她是小分隊來的。她說起話來左顧右盼，搔首弄姿，語氣又很輕浮，聽起來就像是在說夢話。我們很想打擊她一下，使她回到現實中來，險些兒將她哥哥來到此地終又回去的事情說出了口。可她話頭很快一轉，說她明年八月就可出去，到那時，她的兒子就將上小學一年級了，九月一日那一天，她將送她兒子上學，第一天上學，總是要媽媽送的。她眼睛裏有了淚光，使我們的話到了嘴邊又咽了下去。這一回，她沈默了稍長的時間，我們就問起那華亭路的商販。她說那人五十多歲，對她很好，對她兒子也很好，時常給她錢，衣服，對她說，不要去和小青年搞，搞也感情來就沒意思了。她很懷念地又低了低頭，緊接著又左右顧盼起來。她好像很容易就進入角色，並且很勝任似的。她的話很多也很碎，打也打不斷，眉飛色舞的，將她過去，眼下，以及將來的情景都描繪得很有色彩。這時我忽然很想證實一下，她是否真有一個台灣叔叔，思索了一下應怎麼問起，這時她開始談到出國的事情，說曾有人邀她出國，被她婉拒了，現在卻又有點動心。我就說你自己家裏是不是有親戚在海外呢？她說，聽她父親曾經說過，她有一個叔叔，是在國民黨部隊開汽車的，解放前夕，去了台灣。這時候，我們感到很難將她哥哥的話告訴她了，無論她是多麼令我們討厭，是多麼矯揉造作，想入非非，可一旦要是知道，她的哥哥、兒子，還有台灣叔叔已經來到大牆外麵卻又返回，她的角色意識再強烈也抵擋不住這打擊的。不知會鬧出什麼樣的事來，弄得不好收場。在這裏，自傷與他傷的暴烈事故時有發生，我們無權再製造一件。倘若為了我們追求戲劇效果性的行為，隊長們卻要承擔其嚴重的後果，那實是很輕薄的舉動。我們什麼也沒有說，就離開了倉庫。
勞教們很狡猾，避重就輕，總是能夠繞過重要的事實去說別的。但從她們的談話中，卻也不時傳達出一些資訊，使我們窺見到她們的那一個世界。比如，當她們麵對男人的那種要求時，她們常常說：人家這樣懇求，怎麼好意思呢？還比如，那華亭路的商販，勸那女孩不要和小青年搞，“搞出感情就沒意思了”。在她們的世界裏，道德與價值的觀念、法則是與我們這個世界裏，由書刊、報紙及學校裏的教育所代表的法則、觀念不相同的。她們生活在一個公認的合法的世界之外，她們是如何抵達彼處的呢？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
日子過得有些快了，白茅嶺的印象似在漸漸陳舊，采訪有些大同小異，千篇一律，對明天不再抱有好奇心，有些得過且過。早晨與傍晚，客車走在途中，窗外的風景也已漠然，低矮的茶林一望無際，顯得荒涼，柏樹總是孤獨地一株兩株，久久停留在視線中。在無雨而乾燥的日子裏，塵土便煙霧般地湧起，擋住了後窗。汽車在雨後乾涸了的車轍上顛簸，搖搖晃晃。一九五三年的時候，第一批幹警和第一批犯人來到此地時，這是一片什麼樣的情景呢！據說有野狼出沒，在夜晚裏長聲嚎叫，召喚著迷路的狼崽。明月當空。孩子們又在齊聲吼叫：謝謝叔叔，小學校到了。孩子們轉眼間消失在一片樹叢後麵，他們長大了做什麼？做第三代幹警嗎？
星期一的早晨，隊部又呈現出繁忙的景象。幹部們商量，要送那位嚴管的女孩去宣城精神病院研究所作鑒定，這是通過一位學校老師的哥哥聯絡的聯係。那女孩在嚴管其間依然如舊，嚴管對她沒有明顯的效果。幹部們說：如真有精神病，馬上放她回去，如不是，就好好地收拾她，提起她，人們氣就不打一處來，她挫傷了管教幹部的權威感和自尊心。
在我們情緒低落興味索然的這一天裏，很幸運地遇到了那個氣質最高貴的勞教，她使我們保持了美好的觀念，她的不卑不亢的氣度，她的自尊與自愛，她直到如今尚具有的健全的人性，正常的情感，使我們之間能夠進行一場至今為止最為平等和誠懇的談話。由於她的這一切素質都是曆經了這一切而保持的，因此，她的穩定和堅強給我們留下了極其深刻的印象。使我們選擇她來作采訪對象的原因，是她出生於一個軍隊幹部共產黨員的家庭，她的案情是在深圳賣淫。曾有一次，她的父親，一名老共產黨員，帶了她的長期姘居的情人，一位在深圳開辦公司的香港人，路途迢迢地來到楓樹林看她，這是一個意外的情節。她經過我們的窗口然後才走進房門，至今還記得她挺拔的身姿從窗前掠過的情景，那天早晨的太陽又特別清新。她穿了一件湖藍色的確涼短袖襯衫，一條藍色的線褲，腳下是一雙淺黃色有網眼的淺幫平跟鞋，這雙鞋能使我們想象她在沿海的新型城市裏如何光華照人地出場。她有一米七十二三的身高，模特兒型的，坐相很端正，神態凝重而安靜。她使我們靜止了有一分鍾或者一分半鍾，覺得以往的所有問題對於她都將是不夠尊重的，也將損害我們自己的形象，她是眾多的勞教中唯一一個使我們想起並注意到我們自己形象的。這不是普通的女人的魅力。開始她垂著眼睛，後來她抬起眼睛笑了，說：有什麼問題你們問好了。我們不由也笑了，氣氛這才輕鬆了一些。不久我們將發現，在這場談話中，她其實是處於主動的地位。她這是第二次勞教，第一次是在上海婦女教養所。對於上一次的處理，她是不服的，她說：哪一個女孩子談戀愛是談一次就成的呢？這次我服的——她說。她服的是什麼？她又錯在哪裏呢？她說話很含蓄也很得體，頭腦清楚，使我們不好窮加追究。她說她中學畢業在某個單位工作，廠裏有個中年人，是個畫家，因是右派而被下放做工人，受到人們的歧視。而她總是待他很好，並且在大庭廣眾之下，也不回避對他的好感，比如醫療室看病時，讓座位給他。然後她就和他成了好朋友，他還教他畫畫，——我們想起黑板報上的題圖，問是不是她畫的，她說：是的。漸漸，就有了議論，她無視這種議論，依然與他接近。提起他時，她依然充滿了溫存的心情，她懷戀地說：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許就和大多數女孩一樣，結婚，再生個小孩……他對她的影響究竟是什麼樣的？他使她走的是什麼樣的另一條生活道路？這條生活道路帶給她的是幸還是不幸呢？當她結束第一次教養，回到單位，人事幹部劈頭就是一頓訓斥，這使她無法忍受。正好有個前一年去深圳工作的朋友寫信邀她去玩，她便去了一日，她發現深圳是個適合她生存的地方，朋友又幫她在一家公司裏找到了工作，於是她便回上海辦理辭職手續，人們問她找到什麼好工作了，她隻說是去做水產生意。然後她就飛到了深圳，在那裏就遇到了那個香港人，她們公司的老板。你在那裏做什麼呢？我們問。她說，幫助老板做生意，他教我，開支票，談買賣，他都教我。他好嗎？我問。過去我不認為他好，而到了這裏以後，我覺得他很好，他對我父母很好，為他們買東西，寄錢給他們，打電話安慰他們，他對我父母好就是對我好。聽說他來看過你一次？我說。是的，他來了，沒有被同意會見，我出來會見爸爸時，走過那裏——她指了指窗外，那裏有一棵柏樹，在陽光下——看見他，我沒有哭，他哭了，我對他說：我已經三十二歲了，你不能再拖我了，他說：你放心，我會對你負責的。說完，她沈默了。我問，他能不能和你結婚呢？這樣的話我也不好多說，在香港，離婚是件複雜的事，財產，房子……她垂下眼睛，眼圈卻紅了，她悄悄地抹去眼淚，輕聲說：這些事想起來就很難過，平時我從不多想。我們默默地坐了一會兒，然後問她，她的父親對這事是怎麼想的呢？她說：照傳統的說法，就是我們把爸爸帶壞了，而照我的看法，就是使他思想解放了。我們都笑了，她也笑了。我們又問她在這裏生活怎麼樣？她說這裏比婦女教養所好。為什麼？是因為你在這裏比較受重用？她在這裏是小分隊的。又是縫紉組，屢次受表揚嘉獎。她說並不因為這個，在婦女教養所我也是做大組長，反正我喜歡這裏。她站起身走的時候，我想我們之間已建立起了信任的感情，我們目送她沿了隊部前的大路走去，消失在大門內。太陽始終是那樣光耀人，深圳是多麼遙遠。那香港人是什麼模樣的？人品如何？他們在一起相處的情景又是怎樣？她平時裏不敢多想，想起來就會難過的，究竟是些什麼？是過去的事還是現在的事，抑或是將來的事？過後，我始終在想，直到有了米尼，甚至米尼登了船之後，我還在想的是她那一段話：“假如不是遇見了他，我的生活，也就和一般女孩子一樣，結婚，生個孩子……”聽她口氣，對現今的狀況非但不後悔，還有幾分慶幸的意思。慶幸她脫離了那種常規世界的生活，盡管有些事她想起來很難過，那香港人路遠迢迢前來探訪是令人心酸的一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