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
去白茅嶺是在六月一個突兀的暑天裏，氣溫高達三十六度，小車沒有空調裝置，烈日曬透了車頂棚，中午時分，卻又拋錨。公路在陽光下亮得眩目，想去找一點水洗臉，有一個男人指示我去一口井處，繞了一圈沒看到井卻又繞回到那男人跟前。後來有一個賣冰棍的人來，就買了冰棍。到白茅嶺勞改農場場部時，已近三點。晚上，場部為我們接風，還安排看一場電影《大偵探》，因這一天又熱又倦，便謝絕了電影。原以為山區是避暑的地方，有許多參天的大樹，且又泉水淙淙。可是展目望去，隻是低矮起伏的茶林和稻田，幾棵柏樹孤零零地站著，被驕陽最後的光熱，烤灼得焦枯了。以後才知，這是丘陵地帶，夏季甚至比平原更要炎熱，冬天則更寒冷。╋米╋花╋在╋線╋書╋庫╋h
這時候，我並不知道我要寫什麼，或者準備寫什麼，我不期待會有“米尼”。到白茅嶺來采訪，原因是有兩個：第一，這裏一定集中了最有故事的女人；第二，這裏的女人沒法拒絕我們提出的任何問題。就是說，我們保證可以在此得到故事。這將是些什麼樣的故事呢？它和我們通常的經驗有什麼不同？這些故事又會使我們對世界和人的看法產生什麼樣的變化？這就是使我們興奮而充滿期待的。在這之前的一個夏季裏，我每逢周五這一日，就去上海市婦聯信訪接待站旁聽。上門尋求幫助的婦女，所遇問題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活上的困難，比如產後繼續請假的障礙，雙胞胎的獨生子女費和托育費的處理，因未婚先孕而單位給予懲罰的不公和粗暴，病假工資的有無多少等等情況；另一類是婚姻戀愛糾紛，故事往往是在這一類裏。上門的婦女以女工居多，還有一些無業或待業的青年。因為知識婦女解決問題的渠道和方式比較多，一般也不願旁人插手個人的事情，私有觀念比較重吧！坐在婦聯明亮的大廳裏，落地窗外是陽光普照的花園，麻雀在法國梧桐的蔭地裏嘰喳，聽一個發生於火車站個體戶小餐館裏的故事，心裏有一種奇異的感覺。我想：就在這一刻裏，在這個城市的許多光明或黑暗的角落裏，究竟在發生著什麼呢？自己的經驗顯得很不夠用了。有時候還會遇到一些懸案，有一日，一個母親陪了她遍體鱗傷的女兒來，訴說一段冤情：這女兒已嫁到男家，有一孩子，丈夫在外地幫助某小廠生產，周末才回。樓下住著公公，婆婆和一小保姆則住隔壁一幢房內。一日清晨六點，公公看見樓上有一陌生男人走下，便叫捉賊，並上前扭住，不料那人忽亮出一柄水果刀，公公一驚，鬆了手去，那人奪門而去，刀卻落在地上，據認，這是媳婦房內的水果刀。於是公公興師動眾，叫回兒子，逼著媳婦說出隱情，媳婦大叫冤枉，被責打了一個通宵。裏委和各方單位都來進行調查，結果是：媳婦死不承認留宿過一個男人；公公咬定有一個男人清晨從樓上走下；而沒有任何一人見過他所描繪的男人在清早時走過弄堂，唯一的證據是這把水果刀。媳婦說這刀並不在她房裏，就吵嚷著要去查驗刀上的指紋，一時也不知上哪裏去查驗，於是就來到了婦聯。這極像是一部推理片的開頭，可能性極多。我和信訪站的同誌聚在一處，從各個角度追究這個事件，卻也毫無結果。後來，那母女倆再也沒有來過，便也無從了解事情的發展和結局。這裏的故事往往是一個開頭或者片斷，充滿了暗示和預兆，使我們開動了想象力，但因經驗和認識的局限，終於也無法推測成完整的故事。有些話又不能問得太多，這會使人感到受了侵犯，尤其是我旁聽的身分，常常遭到人們戒備和討厭的目光。而白茅嶺就是不同的地方了，人們的故事已告一段落，我又有權利向她們提問，這不符合人權精神，可這就是我來此地的動機了。雖然我不知道會有“米尼”。
炎熱使我意氣消沈，由於電力不足，風扇旋動得非常緩慢，有氣無力的，燈光也昏暗。隔窗可見一條柏油路，隱在路燈下，路邊是一些花圃，有乘涼的人們走著或坐著。女勞教大隊在距此三十裏的楓樹林，已經有許多記者、作者、編劇、導演去過那裏，寫回許多報告，還拍攝了一個多集電視劇，名叫《女警官》，近日就要上演，據說幹警和勞教人員都參加了表演。我不知道這一趟來會不會有新鮮的發現。
早晨，在招待所食堂吃了飯，就去路口等著上車。原先，一個星期才有一次接送，使幹警們很不方便。往往她們的丈夫是在另一個勞改或勞教大隊工作，一周也僅能來回一次，孩子就無人照管了。在白茅嶺農場，主要的職業隻有一個：幹警。現在，女勞教大隊每天早晚接送，有一輛專門的大客車，開車的是一個卷頭發的小夥子。七點半時準時開車,沿途會停幾次，有去楓樹林小學讀書的孩子搭車，他們下車時便齊聲喊道：“謝謝爺叔！”我注意到他們說的是上海話，將“叔叔”說成“爺叔”，雖然，上海對他們是個遙遠而陌生的城市。在一九五三年從上海來到此地，披荊斬棘開創農場的墾荒者，當是他們的祖父甚至曾祖吧。
汽車走的是一條土路，起伏蜿蜒，當拖拉機迎麵而過時，便揚起漫天的塵土，蒙住了視線，路邊是茶林和稻田，柏樹總是孤零零的，在視野中停留很長時間才消失。車中大都是二十多歲三十歲的女孩，她們往往是在幼年的時候，跟了母親到這裏來。其時，父親們已在此鋪了土路，建起茅草的房屋，上海隻留給她們模模糊糊的記憶。
到了女勞教大隊，女孩子們下車各赴各的崗位，一位姓王的大隊內勤管理向我們介紹了概況。我們知道女勞教大隊是在五八年開始辦的，文革中停辦，七二年時再成立，是中隊的規模，八四年又重為大隊。其間勞教人員最多時達七百，目前是三百多。在編幹部九十三人，其中百分之七十八是從職工中提幹上來，百分之十七從安徽屯溪招工（白茅嶺占地安徽屯溪），百分之五由上海警校分配過來。大隊的編製為四個中隊，有正副大隊長三人，黨支部書記一人，正副中隊長共八人。一二中隊是普通中隊。三中隊稱為“二進宮”中隊，即每人在此之前都有一次以上的處罰記錄，一百零六人中，八十一人曾經勞教；十一人婦教（即婦女教養所），判過刑十人；少教過四人。四中隊名叫“出所中隊”，是臨近解教三個月前轉入的，對她們的管理比較寬鬆，使之回到社會中時較易適應。在目前三百三十四個勞教人員中，“流氓”百分之八十七點六，“偷竊”百分之九點七，“詐騙”百分之一，“其他”百分之一點四。勞教的生活主要是生產勞動，然後讀書、學習、佇列操練，等等。如今白茅嶺努力要實現經濟自給，各大隊都有經營的任務，女勞教大隊主要是服裝、羊毛衫和玩具的加工。由於勞教人員流動性大，很難有熟手，所以定額指標無法提高。並且白茅嶺地處邊遠，交通不利，又很難向廠方爭取加工活兒，工廠往往把難做、利薄的活兒給她們，條件又極苛刻。於是在我們去到白茅嶺的時候，女勞教大隊正被一股緊張的生產熱潮席卷，管生產的副大隊長急得跳腳，隻聽其聲不見其人，到處是她的指令，不可違背，刻不容緩。在此同時，文化統考逼在眼前，隊部又正組織一場歌詠比賽，都在向大隊長討時間。
下午，我們翻閱了全部的檔案卡片，預備一張采訪的名單。卡片做得極其簡單，有一幀小照，看上去麵目都很可憎，激發不起想象。我們感到無從下手選擇采訪的對象，竟想以抽簽的方式決定，最後，我們還是兼顧考慮，各種案情都挑選一些，各種家庭狀況也都挑選一些，年齡則“老中青”都有選擇，“老”是指四十歲以上，“中”是三十歲以上，“青”則是二十歲以下的。後來，管教幹部向我們推薦了一些。她們所推薦的人選確實都很有意義，比較有“故事”，可是我們也發現，這些人是經常由幹部們推選去和采訪者談話，她們的表述過於完熟和流利，使我們也懷疑：其間真實的東西是不是很多，這是後話了。
傍晚回場部的途中，汽車將放學的孩子捎回了家，早晨乾乾淨淨的一身，這時已泥猴一般，手裏還用塑膠袋提了一兜水，水中有針似的小魚在遊。天氣還是炎熱，夜間一聲悶雷，下了幾個豆大的雨點。
這一天開始了采訪，許多人向我們推薦二中隊的一名女勞教，這是使人感到非常頭痛的一個角色，她們描繪她道：她的氣質顯然同一般勞教不同，很文雅，長得也清秀，膚色白淨，高鼻大眼，說話毫不粗魯，教養很好似的，從不與人爭吵，也不與幹部頂嘴，然而卻也不聽從指揮，自行其事。比如，隊長喊集合，別人都跑出門去站隊，隻有她躺在床上，等隊長跑到床前喊道：起來！她才慢慢坐起說：起來嗎？喊她做活，她很溫和地說：我不會做啊！於是就教她，比如釘扣子，她把扣子釘到完全不可能有扣子的地方，別人還要下功夫拆。她就是這樣和隊長糾纏，隊長受不了她，隻得由了她去，她便不去勞動，每天坐在床沿，很愜意的。她聲稱她會英語，時常以英語回答隊長的問題，弄得人不知所措。這天，隊幹部們正在討論針對她專門成立一個嚴管組，一天二十四小時監督，住單人房間，直到她聽話了才歸隊。同時，她們又很懷疑她精神是否有毛病，想找個醫院為她作精神病鑒定。眼下醫院一般不願接受這種檢查，因精神病鑒定本來就極複雜，再要委任它承擔法律的責任，就更不敢輕易下判斷了。她們建議我們與她談談，從她們信任的目光中，我感覺到了期望，她們說：你們作家和她談談，會不會有結果呢？她們與她都是差不多的年齡，雖是管教與被管教，卻並沒有超凡的經驗和手段，相比較而言，她的生活比她們的廣闊豐富，是要比她們更為老道和成熟，這一場鬥智般的管教和被管教，已使這些女孩子們失去了耐心和自信，甚至生出了一種挫敗感。我很想試一試，我想到有一些讀者曾把我們當作醫生，將他們的困惑和憂慮告訴我們，希望從我們這裏得到治療。也許，我想，我能夠洞穿並製服她呢？
然後，她來了。如她們所說，她文靜而清秀，中等身材，偏瘦，頭發齊頸項，一條淡黃色的短裙，外罩一件豆沙色的茄克衫，腳下穿了白襪，一雙搭絆黑布鞋。她的眼睛很大，神情很安祥，還有一些茫然。隊長告訴她，我們是上海來的記者，要與她談話，她要有問必答，老老實實的。她說：好呀，好呀，聲音有些飄浮，好像是唱歌用的假聲。然後，我們就帶了她離開二中隊去大隊部接待室。二中隊的院門鎖著，有一個身體高大，臉色黝黑的勞教過來為我們開門，並向我們微笑，她的眼睛很黑。我們走向大隊部的路上，有些發窘似的，開始沒說話，互相看著，她輕盈地走在我身邊，態度很閑適。過了一會，我問她：你是什麼時候進來的？她歌唱似的說：不知道啊！我又問：你什麼時候出去呢？她說：不知道啊！我碰了釘子，心裏有些惱火，又執著地問：你為什麼進來的？她微笑了一下：不知道啊！我按捺不住了，就帶了一點攻擊地說：你總不會無緣無故地就進來吧！她還是微笑著，說：我正想請你們幫我去問一問，我到底是為什麼進來的！我還想請教你們，究竟什麼是勞教？她變得滔滔不絕起來：我要讀法律的書，你們能幫我找一本法律的書嗎？什麼是勞改，什麼是勞教，難道可以隨隨便便地就用手銬銬人嗎？我們這裏吃的飯好比是給雞吃的，全是砂子，你看我身上發出這麼多東西，全是吃這裏飯吃出來的。她卷起袖子給我看，我說那是蚊子咬的，她不屑地一笑。這時，我們已通過門衛，到了大隊部。她坐在我們對麵，坐相還端正，她的眼睛在我們臉上掃視。應當問什麼呢？心裏不由有點惶惑，停了停，就問她家裏有幾口人，她總算回答了這個問題，說有父親母親和一個哥哥。又問她在外麵時是否也上班下班，她說上班有什麼意思？那麼不上班又做什麼呢？她說：不上班當然很開心，咖啡館坐坐，逛逛馬路，這時，她忽然抖起腿，說話的口氣也變得粗重而生硬。她不再有笑容，目光裏有一種緊張，問我們在上海的什麼單位，能否請我們做她的老師，幫助她寫一本關於法律的書。我的同伴宗福先就說：做你的老師很累啊！她就笑，聲音銀鈴似的。我們不知道還能問什麼，又坐了一會兒，隻得將她送回二中隊去了。跑出來開門的還是那個黑臉蛋的女孩，她的眼睛裏有一股熱辣辣的表情，我很注意地看她，她也看我。中隊長們問我們談得怎麼樣，我們說她也許精神是有問題。中隊長們說，可是有時她頭腦特別清楚啊，能活活地將人氣死，她的母親和哥哥來探望，和她說什麼，她都不好好回答，隻一味神秘地笑，哥哥就要揍她，母親則哭個不停。她進來的原因是偷竊和流氓，原單位是上棉十三廠，一九六三年生，判一年半勞教，因表現不好延長三個月。
出師就很不利，情緒有些低落，要是個個都這樣難弄，咱們趁早打道回府算了。中隊長問我們還想找哪一個談，我們草草地看著名單，胡亂點了一個。此人生於一九五五年，在某農場所屬工廠的總機工作，與多人發生兩性關係，判為賣淫。我們是從繡花工場將她帶出來的，她較為高大，剪了短發，臉龐寬寬的，濃眉寬鼻，看上去健康質。走在路上，我們問她怎麼樣？她說活兒實在太重，腳都腫了，說著就彎腰撳她的腳踝處給我們看。我們說：是有點腫，她才又直起腰，作出通達的樣子說：吃官司嘛！我們走進大隊部，坐定下來，我們剛問道：你是怎麼進來的，她便涕泗滂沱，被眼淚噎得大口大口喘氣，一邊說道：沒想到會吃官司，怎麼會弄得吃了官司！她哭著話也說不出來，隻得等她哭好了才說，可她的眼淚就像流不盡似的，而且越來越洶湧，這樣等下去是沒有希望的，我們幾乎又要想把她送回去了。她艱難地吞咽著眼淚，斷斷續續地說了起來，大概情況是這樣：她已結婚，有一十歲的女兒，後來她與一男人發生關係，此人承包了一個豆製品廠，比較富裕，對她很好，問她如何地對她好，她哭道：幫我打開水什麼的，反正很好。他為她家買了許多東西，因此，她丈夫對這事也就眼開眼閉，甚至有幾回在家裏撞上，他也高抬貴手。我們不禁要說：這怎麼可能呢？她便氣憤地抬高了聲音說道：他身上穿的短褲都是我那男的給買的，他能說什麼呢？我們便啞然。她再又接著哭道，她丈夫心很黑，要那男的買這買那的，後來就鬧翻了，將這事抖落了出來，那男的妻子也來一起鬧，最後將她送進了派出所。在承辦員例行公事地查問下，她卻還說出了其他許多事情，一一道出她曾有幾次和多少個男的發生關係。這回我們真的奇怪了，她說她們那裏的風氣就是這樣，男的隨時會打上門來，向女的提出這種要求，她在總機工作，認識的男的又很多。都是認識的，怎麼好意思拒絕人家呢？她反問我們。然後又一陣突兀的悲傷攫住了她，她啼哭道：承辦員看我太老實了，好幾次對我說：你再想一想，事情到底是怎麼樣的，現在改口還來得及，到了明天就來不及了！可是我不懂他的話。到了晚上，他又說：現在還來得及，明天就來不及啦，我一點也不懂啊！我們便默然。哭了一陣，她稍稍安靜下來，我們就問她丈夫有沒有向她提出離婚，她點頭，並說要與丈夫爭奪女兒，提到女兒又是一陣號啕，哽咽著說她給女兒小學的校長寫了一信，卻沒有回信，問我們可不可以回上海後去看看她的女兒。哭了一陣，她舒出一口長氣，似有些欣慰地說：離了婚，電冰箱什麼的倒都是歸她的。我們說她丈夫肯放棄嗎？她就說，那些東西都是那男的買給她的呀！這時候，她徹底平靜了下來，說她還有一年就可出去了，接著又抱怨活兒太重，腳都腫了，裏麵的勞教又都厲害，成天亂哄哄的。這時天已近中午，我們說我們談話耽誤了你做活，會不會給你減些定額呢？她嘴裏說沒關係，眼睛卻期待地看著我們。她使我們掃興並且莫名其妙。賣淫和淫亂這一樁事被她說得那麼簡單和自然，我們的問題倒顯得很無常識似的。後來，我們漸漸發現，這是另一個世界裏的故事和法則，這個世界是我們永遠難以了解的。然後我們就將她送回去了。
下午一點，召開全體勞教的每月一次評點會，勞教們在中隊長的帶領下，排了隊端了小板凳去大禮堂開會，評點會有這麼一些內容：宣布一批受表揚的名單，表揚分兩種，口頭和書麵的，三次口頭表揚等於一次書麵表揚，三次書麵表揚可得嘉獎，比如減少服教期，回滬探親。表揚之後是批評，有一個外號叫“黑魚精”的勞教上台作檢查。此人名氣很大，才來兩天我們就時時聽說她的劣跡了。她曾以流氓罪服過刑，服刑期間，與同監房的女犯搞同性戀，出獄就多了一手。這回進來，隻能將她安排在單人房間，晚上必須上鎖。她周期性的會出現瘋狂的狀態，傷人或者自傷，喊叫她的“B角”。在這裏，凡在同性戀中處女性地位的是B角，男性角色則為A角。有時候，必將她的B角的內衣給她，才可使她安靜。而在她正常的時候，卻是詭計多端，老奸巨猾。不久前，開大會時，她坐相不好，隊長便用腳踢了踢她，說：坐好！她立即給了隊長一個嘴巴，大叫：隊長踢我！隊長也無話可說，還須向她道歉，用腳踢她自然是有錯的。當然她也須作檢查，可是她檢查的姿態和聲音裏都充斥了勝利的得意。雖是小事一件，也可見得她是如何地時時伺機與隊長作對。她已四十歲出頭，極短的頭發，穿了男式的襯衫，聲音低啞，舉動間有一股惡霸氣，臉色極黑暗。她帶給人生理上的反感。人們問道：願不願和她談談，我堅決地說：不！我覺得她像一個險惡的深淵，臨淵可看到最醜陋和無望的情景，我沒有勇氣走近去，寧可損失一些或許會是精彩的故事，因我還願意保持一些純潔和美好的觀念，使自己快樂下去。我們最終也沒有與她談話，可是我們幾乎時時處處感覺到她的存在，在我們每一次采訪的身後，似乎都矗立有她的陰影。她似乎是要我們相信，人性是可以黑暗到什麼程度。後來，當我坐在書桌前，編造米尼的故事的時候，她就以她的黑暗壓迫我，使我和米尼都很難快樂下去。然後，大隊長就宣布嚴管組成立，第一批嚴管對象有兩名，其中之一就是我們上午領教過的那位文靜的女孩。會後，聽中隊長們說，當她聽見她將進入嚴管組時，陡地紅了臉，神色緊張。她們說：看來，她精神很正常啊！當我們回到二中隊時，她正整理好了東西，等待有人帶她去嚴管組。這時，她已鎮靜下來，和聲細氣地答應著隊長的叮囑，還向我們微笑。我想，她如不是真正的精神病，那就是精神能力格外健全的。等她走後，我們便向中隊長提出接下去想采訪的名字，中隊長這時終於麵露難色，說這人剛剛去了燙工間，一時也派不出人去叫她。我們很歉疚地想道：我們今天已經影響她們的定額太多了。這時我又看見那位黑臉蛋高個子的女孩進辦公室裏來報告什麼事情，就問隊長：她為什麼不去做活。隊長說，她是“民管”。“民管”即是管理勞教生活的，一般由表現較好又有能力的勞教擔任，我就說：能不能和她談談呢？中隊長欣然答應。
這一回談話是在隊部二樓會議室進行的，接待室被占用了。下午，一輛農民的拖拉機載來一些探親的勞教家屬，他們清晨時在上海動身，乘了長途車，午後兩點多到，再搭農民的拖拉機來楓樹林。今天來的有一對丈夫與哥哥，一對母親和妹夫，還有一對父親和舅舅。這一個妹夫和舅舅因拿不出說明與勞教親屬關係的證件，被拒絕同意接見，讓他們回場部。但負責此事的女孩告訴我，看起來那位舅舅是真舅舅，而這位妹夫卻可疑了。當她拒絕他探望時，他竟說：你讓我看上一眼，我也就死心了！你說，這像妹夫說的話嗎？她問我。她接著說，這種“妹夫”“姐夫”是最最傷腦筋的，弄不好就會是她們的同案犯，所以絕不可通融。會見是在接待室裏進行的，每三個月可得接見一次，夫妻可以在招待所同居。
這位民管行動舉止要比其他勞教自如輕鬆得多，熟門熟路的，引我們上了二樓會議室。她身體結實豐滿，一雙黑漆漆的杏眼，長得極端正。穿一件普通的白襯衫和一條瘦瘦的長褲，腳下是淺幫平底的皮鞋，通體上下雖素卻有點摩登。一邊的短發挽在耳後，另一邊卻垂落下來，遮住半張臉，她的眼睛就從頭發後邊熱辣辣地看著我們。她生於一九六一年，在一美容廳工作，有一三歲的女兒，丈夫開一兼賣豬肉的飯館。為了做生意，她結交了形形色色的人物，時常往返於上海與廣州間。事情的暴發是由於一件款項上的糾紛，引起了公安部門的注意，最後以賣淫定處。在許多男友中，她真正深戀的是一位開三黃雞店的男人，她說他長得很好看。當然她丈夫也不錯，很有男人味，並且精明強幹，生意做得如火如荼。而他有些柔弱，對人體貼，他的妻子對他卻並不好，本來夫婦倆開一三黃雞店應當同心協力，可他妻子總是出去打麻將，店堂裏的事死人不管，她便總去幫助他，她說她非常想他。我問道：他究竟是怎樣的好看呢？隻見有很大的淚珠從她垂耳的發後滴落下來，她悄聲說：他不是一般的好看。我們一起沈默了許久，過一會兒，我問她做“民管”的生活是不是要輕鬆一些。她立即說，並不是那樣的，雖然很多人都這麼認為。“民管”要給大家打水，送飯，有時候，大家加班加得太晚，她也要去幫忙。現在的活兒實在是太緊了，從早做到晚，還要欠指標，一旦欠了下來，就沒有補上的希望，隻會越欠越多，像欠高利貸一樣。加班加到深夜，洗了澡睡下，不多久就要起床操練，還要讀書。有時候，幹部有矛盾也會在“民管”身上出氣。比如有一次，隊長要她去工場叫一個勞教，她去叫，工場的幹部不放人，反訓斥她，她是一路哭著回來的。在這裏的日子實在難過，亂哄哄的，隻想早點出去，她不明白為什麼有些人要大吵大鬧，弄得扣分（扣分多了要延長勞教期），她也曾扣過一次分，因為在被窩裏修眉毛，被人告發了——她微笑了一下——扣分之後她哭了很久，從此再沒被扣分，總是加分。她天天想著出去的日子，在這裏，這麼大的人被人管，多麼難過！我們問她，她來這裏後，丈夫態度怎樣。她說還好，有探親的條子他總是來，寄包裹，買衣服——在上海時穿的衣服怎麼能穿到這裏來呢？那是不能在這裏穿的——說到這裏，她朝我打量了一下，極微妙地笑了一笑。過去的豐富多彩的日子似又回到了眼前，照耀了她目下暗淡的情景。
她穩定的情緒和正常的心理反映使我們愉快起來，對以後的采訪又有了信心。我們說等你出去之後可以看你去吧，她先猶豫地審視了我們，然後笑了，說可以，並給了我們地址。我們說你出去之後還有個難題，就是究竟和誰一起生活，看來你忘不掉三黃雞老板，又丟不下丈夫和女兒。她說是啊，有時靜下來想想也很心煩，可是出去是一定要出去的，這裏她是多一天也不想待的！她不像有些人，待得很有味道似的，一點不怕扣分。
這是一次使我們滿意的采訪。後來回想，這次采訪使我們覺得圓滿的原因是，這女孩的故事裏有一些為我們僵化的頭腦所能理解和接受的東西，或者說，我們以我們的頭腦攫取了其中一些我們的經驗能夠理解的東西，比如三角戀愛，可是重要的恰恰是其餘部分，比如三黃雞店和肉店，比如款項的爭端，可是這些都被推到背景上了。
傍晚，回場部的汽車上，我們向負責嚴管組的隊長打聽，那女孩進了嚴管組的表現。她說，首先是讓她剪短頭發，她雖不樂意也無奈，剪到齊耳。然後，讓她拆紗頭，她是那樣拆的：拆下一縷，就接起來，一縷一縷接好，再繞成團，一個下午，拆了有雞蛋大的一球。
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夜晚總是很安寧。在有一些夜晚，發生過犯人和勞教逃跑的事情，場部就出動警車。當警笛劃破夜空的時候，是一幅什麼樣的情景呢？孩子會不會從夢中驚醒？逃犯們是怎樣竄過低矮的茶林，身後的柏樹好像一張剪影，天空沒有月亮。場部的柏油路發出微暗的光亮，風吹過花圃，發出悉索的響聲。
第二天，下雨了。汽車在雨中駛過起伏的土路，雨點在灰蒙蒙的車窗上流下道道汙跡。女孩們穿著警服，隻能在襯衫上翻著花樣。車內像開鍋似的，充滿了嘰嘰嘎嘎的說笑聲。窗外的景色看上去有些荒涼，看見了一個農人騎了一頭水牛，在遠處的丘陵起伏地進行。
采訪進入了高潮。我們轉向了三中隊，即“二進宮”中隊。中隊長向我們推薦了兩名勞教，均是五二年出生，插隊知青，其墮落過程具有社會的原因，不像那些二十歲上下的，隻是因為好吃懶做，愛慕虛榮，更不像有些“傻瓜”，一碗陽春麵便可得手，這種人的外號往往叫：“一角八分”，或者“兩角五分”，在勞教中處以最下等地位。須知在勞教中也有等級之分，扒竊是頭等，大約是因為這較需要智力和技術，詐騙二等，流氓三等，賣淫末等，賣淫又分幾等：一等的在高級賓館和外國人、港澳同胞睡覺；二等的則是腰纏萬貫的個體戶；三等的就是一碗陽春麵或小餛飩便打發得了的角色。
頭一名采訪的勞教個子高高的，有些風度，瓜子臉長長的，眼睛很靈活，她與我合撐了一把傘，一起走往大隊部。與她並肩走在一頂傘下，很奇異地生出一種親切的感覺，好像中學時與高年級的女生走在一起似的。有一瞬間我忘記了身處何地。我想，假如在別的地方，我們許會成為朋友，她是那種懂得照顧人的女人。我們坐在一間小屋裏談話，外麵下著夏天的雨，天氣很涼爽。當年，她在安徽插隊，她是父母領養的孩子，也是唯一的孩子，因此，父母很早就操心著她回滬的辦法，他們想到了結婚這一條出路。經人介紹，認識了一個在上海工作的北方人，大學畢業生，隻有一老母一起生活，比她年長十幾歲，他們開始交往，在一個也是下雨的夜晚，母子倆留她過宿，夜裏他就與她發生了關係，生米煮成熟飯，生下一個兒子。婚後的日子，她可說從沒安分過，有許多男朋友，也正是這些男朋友，使得她能夠忍受這一樁婚姻。她這是第二次因流氓淫亂勞教，上次是在上海婦女教養所，這一次來到白茅嶺。臨來之前，她丈夫和他好友一起來看她，她的丈夫一徑地流淚，他是共產黨員，副總工程師，聲譽很好，很愛妻子孩子，滿心希望妻子能收心安靜下來。她也流淚，眼睛卻看著丈夫的好友，這是她真正的戀人，四目相望，不得哭也不得語，三個人心中都苦得很。其實，她說，我的事情就是離婚，隊長們也說：你不用勞教，隻須離婚便好了。可是俗話說，舍不得孩子打不得狼，我就是舍不下兒子。兒子非常漂亮，三好學生，大隊長，國慶節給市長獻花。那次他們來探望，晚上住在招待所，三個人睡一張床，夜裏，隻覺床在顫動，伸手在兒子臉上一摸，摸到一把淚卻沒有一點聲息，你看，這就是兒子！這是一個聽熟了的故事，從沒有愛情的婚姻走向白茅嶺，這其間畢竟有漫長的道路，也是一句話兩句話說不清的。她還說她很喜歡玩。在上海的日子，總是穿著最最摩登的衣服，坐在男朋友的摩托車後座，去蘇州和無錫旅行。那陽光明媚春風撫麵的日子，離現在是多麼遙遠了啊！可她並沒顯得悲傷，甚至也不惆悵，她很安靜略有些興奮地微笑著，往事中似乎並沒有多少使她後悔的東西，她也沒有哭。
然後我們將她送回去，再接出第二個。第二個正坐在屋簷下繡花，戴一副大框架的深度近視眼鏡，卷著褲腿，低著頭又繡了幾針，才起身拿了傘跟我們走。她個子很矮，臉相有些怪，我想她是一點兒不漂亮，也沒有風情。中途她兩次彎腰去卷她的褲腿，傘讓風吹走了幾步，我等她直起腰來，心想：她能給我什麼樣的故事呢！
走進門，我們就向她道歉，要耽誤她完成定額了，她說沒關係，那定額其實也是適當的。可是大家都叫苦呢？我們說。她笑了一下，說：那是因為她們太蠢了，這些人，吃官司都吃不來！因為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我們不由都笑了。她說話的聲音很好聽，有點脆，而且，口吻很幽默。你是為什麼進來的呢？我們問。第一次，扒竊；第二次，賣淫；第三次，大概就要販賣人口了——她不緊不慢地說道。我們就又笑，心裏愉快得很，好像得了一個好談伴。再不用我們多問，她就娓娓地從頭道來：她的母親是一個緬甸人——這就是她相貌有些異樣的原由了，在她很小的時候，她的父親和母親就一起去了香港，留下兒女們，她是最小的妹妹。故事應當是從文化革命中期開始的，那時，她已經從江西農村抽調到一個小縣城的文工團，在那裏唱歌，還跳舞，有時也演些小劇。有一次，春節前，她乘船回上海過節，船到蕪湖的時候，上來一群男生，就坐在她們對麵。上來之後，他們就開始講笑話。他們這一講，她們不是要笑嗎？她說。好，就這樣，她和她的第一個男人認識了。認識之後就結婚，這男人是在蕪湖那裏的農場，結了婚後，兩人就沒有回去，一直住在上海。不久，丈夫卻忽然被捕，這時，她才知道，丈夫這已是第二次因偷竊判刑了。他所在的農場，正是第一次刑滿留場的地方。而她已懷孕了。於是，從此以後，每到探望的日子，她就挺著大肚子大包小包地乘長途車去農場。後來，則是背著兒子，兒子一歲兩歲地長大了。這時候，她也開始偷東西了，偷東西成了她們母子的生活來源。總算，丈夫刑滿回滬，她想，這樣生活下去究竟不是長久之計啊！母親從香港回來也覺得小女兒日子過得不如人意，便決定為她辦理香港探親。當她領到護照的時候，她丈夫卻跑到公安分局，告發她的偷竊行為，護照被沒收，人被勞教兩年。解教後回到上海，兩人的戶口遷了回滬，也有了工作，過了一段太平日子。有一日，她因工傷提早回家，卻見丈夫和她的一個小姐妹躺在床上，兩人便大鬧，將家裏可以砸碎的東西都砸碎了，結果是離婚。她回到娘家，房子已被哥哥姐姐分完，她隻能在廚房裏搭一塊床板棲身。哥哥姐姐一早一晚地進出，免不了要冷言冷語，他們都是很出色的人，在單位裏都保持了先進，有這樣一個妹妹，實在感到羞愧難言，偏偏這妹妹又住了回來。家裏的日子不好過，她就到街上去。到街上去做什麼呢？斬衝頭，斬衝頭就是哄騙單身男人，讓他們請客跳舞，喝咖啡，吃飯，等等。會“斬”的人往往無本萬利，不會“斬”的就會將自己賠進去。要知道，這世界上，什麼都缺，就是“衝頭”不缺，她說。在她敘述的過程中，我們中間常常會有一個按捺不住，急切地問：後來怎麼啦？後來怎麼啦？另一個就會更著急地攔住道：你別吵，聽她說下去！她也說：你聽我說啊！然後不慌不忙地說下去，是個非常有才氣的敘事者。在“斬衝頭”時，她認識了一個青年，這青年迷上了她，再也離不開她了，可是她覺得這不可能，因為這男孩足足小她六歲。不管怎麼先把他擱起來，再繼續斬她的“衝頭”。那男孩卻依然戀著她，跟隨著她，終於感動了她。他們兩人，再加上她的兒子，組成一個三口之家。生活很艱難，靠販魚為生，因為她覺得與前夫的事在廠裏丟了臉，回不去了，就辭了工作。在寒冷的冬天裏，賣魚的生活是很不好過的，她終於病倒。在她養病期間，那男孩忽然闊綽起來，每天早晨出去，晚上就帶回蹄胖、甲魚、母雞，煮了湯給她喝。她問哪裏來的錢，他說是今天生意好。可是她明白生意是怎麼回事，又加追問，才知他去摸人錢包了。他向她保證說，等她病好了就不幹了。她天天為他提心吊膽，總算沒有出事。這時候，她又遇到了過去的丈夫，他仍沒有結婚，已經成為一名老練的皮條客了。他向她介紹生意，組織南下賣淫，後來事情敗露，他被第二次判刑，她則第二次勞教。我的事情呢，就是這樣！她最後說道。我們都已聽得出神，為她的經曆和口才折服，我想：她是個聰敏人啊！已經透徹了似的，將這淒慘而黑暗的故事講得那麼有聲有色，妙趣橫生。她始終懷了那種自嘲的口氣，像一個作家在寫他的童年，多少驚心動魄的東西掩藏在她調侃的語氣裏，叫人忍俊不已，卻不敢多想。我們笑聲不斷，她也很為她敘述的效果得意，卻不動聲色。我們再問她，那個小她六歲的男孩現在如何。她說他和她的兒子一起生活，兒子叫他“叔叔”，“叔叔”大不了兒子幾歲，也管不了他，兒子不聽話。有時叫他去“放煙”他不肯（放煙即販賣外煙）。有時去“放煙”了，卻將本錢利錢一起卷走。她寫信去對兒子說：不可以這樣對叔叔，叔叔苦，“放煙”這碗飯不好吃得很，遇到警察，收得不快，就得充公。她還寫信去問鄰居，叔叔對兒子好不好，鄰居說，叔叔好，叔叔對兒子隻有這樣好了！我們說這青年待你可是真好啊！是呀！她說，他待我是好得很！探親的條子一寄過去，幾天以後人就到了，大包小包的。再過幾天他又要來了，如你們不回上海就可看見他了。我們隊長說：他為什麼待你這樣好？我看看你又沒什麼好！我說：我也不曉得，你們問他自己去吧！半個月前他來信說，兒子撬了櫥門，把錢和叔叔的西裝偷了，不知跑到哪裏去了。我們問，兒子已經能穿叔叔的西裝啦？呀，兒子很高，長得非常漂亮，小時候，曾被歌劇院舞蹈隊挑去，他吃不了苦，逃了回來。這小鬼遲早也是要吃人民政府這口飯的，這樣倒也好，我也希望他來吃人民政府這口飯的。我們問“吃人民政府的飯”是什麼意思，她說就是吃官司的意思，在這裏都這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