養父馮清明在馮建軍家住了半個月，這半個月他們父子倆睡在一張床上，抽著煙，說著話，不像父子，倒像一對久別重逢的朋友。養父生性就是個寬容的人，在監獄裏受管製了這麼些年，已習慣了不喜形於色。他不是來投靠養子的，假如馮建軍是隻身一人，他可能會留下來與馮建軍相依為命，也好盡些做父親的責任，幫幫馮建軍。但馮建軍已經結了婚，他就覺得沒必要長久地呆下去了。他在勞改農場做過好幾年木工，不是做家具的那種精細木工，而是做門窗的大木工。他瘸著一條腿，走進日雜店買了錘子、鉗子和釘子，把馮建軍房裏的門窗和桌椅都修整了一番。接下來的一天，當父子倆麵對麵坐在桌前吃飯時，養父望著他，吞吞吐吐了半天後，才帶探索性質地問他：“軍伢子，我以前存在銀行裏的那筆存款，你取出來用了嗎？”
馮建軍記都不記得了，這也是因為那本存折早就不見了，隻怕是在他讀小學的時候就丟了。“我曾經去取過，”馮建軍想起來了後說，“但當時我還小，銀行裏不準我取。後來這本存折不曉得到哪裏去了，丟是肯定丟了。”
養父哦了聲，喝口茶，沒再問這事。但是第二天，他卻說要去銀行裏問問，看看這筆存款是不是被別人取走了。“我陪你去，”馮建軍說。
兩人就出了門，往街口上的那個銀行儲蓄所走去。這是五月初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空氣很好，到處都有花香撲鼻。兩人緩緩走到儲蓄所處，養父走進去，掏出他一直珍藏在身邊的工作證，放到水泥櫃台上，便向一個銀行職員詢問此事。那個年輕的職員聽他說完這事後，就走進儲蓄所後麵的房間去查（當年銀行裏還沒有電腦），隔了會兒他走出來說，那筆存款還在，不過要馮清明去原單位打個證明，證明存折遺失，也證明他就是馮清明，因為這種工作證已經作廢了。
“你開了證明就可以取。”年輕職員說。
馮建軍忙陪著養父向H機械廠走去。父子兩人走到H機械廠的辦公大樓前時，馮建軍免不了多了一句嘴，“爸爸，媽媽就是從三樓的那個窗口跳下來的。”他告訴養父說，“就摔死在這個地方，一隻腳擱在陰溝上，腦漿都摔出來了。”
馮清明頓時臉色極難看，愣愣地站在那裏，一動不動，兩滴混濁的熱淚從眼眶裏滾了出來，順著他那土黃色的坎坷不平的臉頰悄悄滑落。
馮建軍這才意識到自己說錯了話，悔不該多嘴地看著養父。“爸爸，我們走吧？”他小心地說，盯著滿臉悲傷的養父。
養父仍凝望著那塊挨著陰溝的，有些雜草和碎瓦片的地，沒有動。
馮建軍望一眼天，天空藍藍的，有幾塊灰白色的雲在緩慢地移動：“爸爸，走吧？”他又一次說，瞧著臉上有濁淚滾動的養父。“走吧？”
養父仍然沒動。這時有幾個人走過來，盯著他們父子倆，眼光似乎是驚詫的眼光。馮建軍真想把養父拉走，他覺得站在這裏很丟人現眼。“爸爸，走吧？”他又說了聲。
養父仍跟沒聽見一樣，呆呆地站著。
“有人來了，爸爸。”馮建軍提高了嗓門提醒養父，“別人在看著我們。”
養父抬起頭，瞅一眼三層樓的那個破舊的窗口，這才低下頭，一聲不吭地跟著馮建軍一並走進辦公樓。他當然就碰見了從前認識的幾個同事，他們都用一種驚詫的目光瞥著他，但沒同他說話，因為他此時的身份仍是“現行反革命”，人們
還不敢同這種身份的人打招呼。那個年代，“好人”都害怕同“壞人”交往，甚至連話都不敢說，因為搞不好，自己還弄不清是怎麼回事就被牽涉進去了。“文化大革命”中，這種教訓太多了，人人都知道這種事情的可怕性。他們隻是看一眼馮清明，就趕緊閃開了，好像鬼看見了火一樣。
“請問，”馮建軍問一個年輕點的人說，“革委會辦公室在哪裏？”
1978年時，雖然毛主席死了兩年了，但任何廠礦、企業和機關單位仍叫革委會。年輕人瞥一眼馮建軍，“在二樓。”年輕人說，手往天花板上一指。
父子倆便上了二樓，走進了門楣上掛著辦公室牌子的房間。辦公室主任是該廠的老同誌，當然一眼就認出了馮清明。他比馮清明還不安地看著馮清明。他是當年把馮清明壓到保衛股的人中的一個。他的眼睛瞪得籮筐那樣大地瞧著馮清明，張著一張牙齒上粘滿煙垢的嘴。“同誌，”養父沒有叫他的姓名說，陰沉著臉，“我是來麻煩你開張證明……
這個老同誌紅著臉，大筆一揮地寫了張證明，並蓋了革委會的章子，交給馮清明後，馮清明低著頭走了出來。那天，馮清明再沒說過一句話，很沉默地苦皺著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