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街離湘江邊上不很遠，十分鍾的樣子他們便走近了家門口。馮建軍走進自己家時，嶽母正端著一隻小塑料杯子，喂明明牛奶喝。嶽母穿一件魚肚白襯衣，一條藍綢子褲，一看見他，臉上就一臉正經和不屑。嶽母曾經對他直言直語說：“我不是衝嫦娥和明明，我到你家來巴屁。”意思很明白，就是請她來她都不會來。
“媽媽。”馮建軍叫了聲。
嶽母看他一眼，又繼續喂明明喝牛奶。馮建軍不明白嶽母為何對他成見這麼深，就算他以前在她鼻子底下騙了她女兒，現在也應該消氣了。事實已經擺在她眼前了：她女兒是他妻子。但生性驕傲且一度也是小美人的嶽母卻好像在無視這個事實一樣。馮建軍心裏既感到好笑又有點氣。但無論怎麼說，他還是以勝利者的寬大胸懷接受了嶽母的這個態度，他不止一百次地這麼想：你繃起一副臉隻這麼大的事，反正你女兒是我老婆。
“你們吃飯嗎？”他折過頭問彭嫦娥。
“沒有，”彭嫦娥說，“不過菜都準備好了，隻等你回來就炒菜。”
“我遊完泳，肚子餓醉了。”他這麼嘀咕了句。
“那你先吃碗綠豆稀飯，”彭嫦娥說，“鍋子裏還有點綠豆稀飯。”
這時一個孩子走上來，彭嫦娥迎上去，“你買什麼？”她問。
“買一斤鹽和一包味精。”小孩說，“剩下的就買幾顆棒棒糖。”
一個男人走上來，“拿一包嶽麓山煙，還拿一盒火柴。”他大聲說，“馮鱉，”他同馮建軍打招呼說，”一下午沒看見人囉？”
“遊泳去了。”馮建軍回答道，忙起身為他拿煙和火柴。“你找我？”
“找你打麻將。”男人說。
這個男人就是五年前向他要煙抽，然後傳授愛情知識給他的章誌國。當年章誌國被派出所的民警抓去後，有一段時間馮建軍惴惴不安，生怕他出來後報複。
兩年前章誌國刑滿釋放出來了，並沒找他報複。馮建軍估計民警在審訓章誌國時，可能沒有把他“登”出來，不然的話，這個“文化大革命”時就愛在街上講霸道的流氓不找他的麻煩才怪。
“我不曉得打麻將。”馮建軍說。
“五分鍾還不要就學得會。”章誌國說，“晚上玩不？”
“打麻將在舊社會是地痞流氓幹的事。”嶽母生硬地說，“不要學。”
章誌國瞥一眼馮建軍的嶽母，一笑，拿著煙和火柴走開了，一路吹著口哨。
“麻將就千萬學不得，”嶽母不看他，而是對她女兒說（實際上是說給他聽）。“這在舊社會國民黨政府也是禁止打的。這跟吃鴉片一樣，搞不好連老婆也賠上了。”
“我曉得，”馮建軍很正經的樣子迎合他嶽母道，“這是學壞，我不會去學。”
馮建軍和彭嫦娥吃飯的時候，劉建國走了進來。“何斌考上了大學。”劉建國劈麵告訴他說，臉上表情有點激動，當然也有點失落。“我才聽我媽說的。”
何斌是他們小學和初中同學，是H機械廠老廠長的兒子。1976年高中畢業後，與劉建國下放在一個知青點，但從1977年恢複高考起，他就沒在知青點呆過了，而是縮在家裏複習功課，後又到高考複讀班讀了一年。何斌考了兩屆沒有考取，今年是考第三次，卻很榮幸地考上了。“何斌考上了什麼大學？”馮建軍也有點激動，忙問。
“武漢大學，”劉建國說，“還是重點大學，我媽說。他終於考上了啊。”
“這是一件大好事，我們同學中總算出了個大學生。”馮建軍說，“功夫不負有心人，為他高興，為他高興。到底是老廠長的兒子，就是與我們不同。”
“我們太沒讀得書了，”劉建國感歎地搖搖頭，“後悔也來不贏了，日他媽的！”
“我們那時候隻曉得跟老師唱對台戲，”馮建軍回憶讀書時代說，“哪裏想過要讀書？那時候班上作古正經還隻有何斌做作業，其他，你又看見過哪個做過作業？”
“這叫做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彭嫦娥為劉建國泡茶時說，“那時候都以為讀書沒用，怪不得誰。那時候大家都隻想學門特長，好招工的時候有特長，結果特長也沒學。”
來了一個人買東西，馮建軍忙走上去，口裏卻憤憤地罵道：“是他媽的‘文化大革命’，把我們都革了！革得卵把子隻做得日女人了。那還是自學成才，他媽媽的×！買什麼囉？”他沒好氣地衝買東西的人問。
“稱一斤小花片。”買東西的人說，“還稱半斤蘭花豆。”
馮建軍很有脾氣的樣子，拿起秤就到塑料袋裏鏟小花片，一邊罵東罵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