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建軍從我家裏離去後，我再也沒見過馮建軍。我開始還以為他會還錢給我，像他說的“頂多兩個月時間就還你”。我沒很多錢，我的錢妻子心裏都有數。櫃子裏的一千元錢不翼而飛了，她當然對我進行盤問過。“馮建軍借去了。”我交代說。
“你借給他？”妻子不高興了，“他拿什麼還你？你連他住在哪裏都不曉得！”
“他會還的。”我說，“他不是一個講話言而無信的人。”
馮建軍沒有還，他連影子都沒出現過。我一度想找他而去彭嫦娥那裏打聽，是向明明打聽。馮建軍在幸福街已經沒有根基了，我猜想惟一知道他情況的恐怕就隻有他女兒了。但是他的女兒也不知道。“我不知道。”明明說。
彭嫦娥問我：“你找馮建軍什麼事？”
“找他玩。”
“找他有什麼好玩的？”彭嫦娥非常不屑的樣子，“他腦子裏從來不想別人的。”
彭嫦娥胖了,臉圓得橫了起來，但是看上去她的生活很自在，好像教授聽她的，而且還時常放下學問不做，而去關心她，替她去下河街進煙酒和食品什麼的。她和教授有了個兒子，那個兒子長得像教授，點點大就曉得想問題了。
“明明，你爸爸住在哪裏沒告訴你？”我說。
“爸爸隻說他住在一個朋友家裏。”明明說，“好像是住在學院街。”
“學院街的什麼地方？”
“不知道。”明明說，笑笑。
“下次你爸爸來看你，你就說何斌伯伯找他。”
“好的。”明明說。
但是他沒再去找過明明，而我又不知道他住在哪裏。我漸漸就把他忘了。我到糧油貿易公司後，工作很忙，經常要出差，一個月有二十天在湖南或者全國各地跑。收入自然比在劉建國的公司裏高出一倍還有多。我當然就不再計較那筆錢，雖然我仍算不上富有。我妻子也忘記了這筆錢，她當時記著這筆錢，是她想用這筆錢買一台熱水器，洗澡用。事實上在後來己經買了，而她的一個同事多了句嘴，說她可以為我妻子買到出廠價。結果這筆錢就流進了馮建軍的口袋而一去不複返了。不說它了。
1994年10月的一天，我從廣州回來，睡了一覺，下午我就去公司彙報我的廣州之行。我們公司在五一路，是一幢新建的高樓大廈，旁邊立了個宣傳欄，不是公司裏設的，而是辦事處設的。用它來作計劃生育宣傳，經常是畫得紅紅綠綠的，標題是紅的話，下麵必定用綠的畫著波浪線條。字倘若是藍色的話，逗號必定是赭黃色，那麼句號則是紅的。這讓我們經常笑掉大牙。有時候也刊一張《人民日報》或《光明日報》，那上麵是黨中央對計劃生育作的重要指示。這一天，宣傳欄前正站著三四個人。這把我吸引了。我以為又是什麼讓人好笑的東西出現在宣傳欄裏了，結果是張布告。布告上左邊都是黑黑的人名，一路排下來，罪行最嚴重的排在最上麵。我順著名字一路掃下來，第七個名字讓我抽搐了下，渾身頓時起一層雞皮疙瘩。這個名字是：
馮建軍，長沙市人，男，民族漢，生於1958年8月……
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不會是我的同學馮建軍吧？但是仔細看下去，我又不能不認為是他！上麵注明“該犯於1987年因騙取他人錢財又執刀行凶，曾判處有期徒刑七年……”我的同學馮建軍便是如此。布告上的馮建軍因多次執刀搶劫的士司機的錢，搶得人民幣兩千七百餘元，被判處有期徒刑十五年。我退開來了，我沒有走進公司裏去，而是在馬路上漫無目的地走著。秋天的陽光照在我臉上，明晃晃的，但我不覺得溫暖：我的心情很沉重，沉重得跟鉛一樣。我真心希望這個馮建軍不是我的同學馮建軍。在我們出生的那個年代，取名建軍、建國、誌國、躍進和向陽的人名太多太多了。是不是另外一個馮建軍呢？但是世界上
的事清不會有那麼巧！十五年，那麼他出來那就是五十歲了！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一個人到了五十歲，還有什麼指望呢？那是一個殘酷的年齡斷層，進入這個年齡，人基本上就完了。我的紛亂如麻的大腦裏忽然出現了我、李躍進、劉建國和馮建軍等人小時候，在H機械廠裏玩遊戲的情景。那時候，我們手上提著紙做的手槍，經常聚在一起玩打遊擊仗的遊戲，有時候玩累了，就站在某處地方，很起勁兒地衝著過路的大人，滿臉愉悅和稚氣地扯起嗓門大聲朗誦自編自唱的幾句順口餾，這幾句順口餾是：
董存瑞，十八歲，參加革命遊擊隊。
炸碉堡，犧牲了，他的任務完成了。
何頓
1995年5月二稿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