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雅明說，19世紀巴黎商人的愛好之一：將一切都塗抹上神話和詩意的燦爛色彩，然後去騙人（主要是女人）購買。歐·亨利的一個小說裏，一個女店員願意節衣縮食一年，換來在某豪華酒店的一周女貴族生活。與其說旅行比生活美滿得多，不如說，是我們在試圖讓假期比生活更美滿，所以旅行和夢不一樣。做夢，你不知道何時醒來；旅行，你知道它何時結束。旅行是一種短暫的、濃縮了的生活，另一個人的短暫天堂。而旅行的尾聲，就像離開情婦回歸家庭，意味著：哎呀，我又要回去工作了，又要朝九晚五了，又要回到那種摳搜省錢的日子了！因為結束的陰影和絕望感如此濃烈，所以在旅行裏，一切都迫不及待。《死於威尼斯》裏阿申巴赫愛上達齊奧後死去了。《洛麗塔》裏安娜貝爾也很快病死了。旅行的結束等於重回現實，等於一種浪漫生活的終結，等於離開情婦回到妻子身邊。而這種“終於還是會回到日常生活”裏的苦悶，就像橘子汁裏的澀，隻會讓甜來得更濃烈些。所以旅行裏的陽光、果汁、單車、刺得人脖子發癢的草坪、海、風箏、寫有電話號碼的紙片、貼著禮物標簽的CD、遊泳池旁邊的樹影、平時根本來不及一口氣讀完的書，一切都帶著愛情的顏色，比平時的風景美好得多。
當然，去掉“旅行=情婦”的倉促又濃烈的幻覺，也有人會相信：“旅行時，的確可以見識各類新的東西。”但這裏有另一個常見的悖論：你特意跑去旅遊的陌生城市、搜著店名去排隊的名吃、朋友那裏借來的書，你會格外熟悉；自己所處的城市、小區後門外的小吃、已經買來擺在書架上積灰的書、已經在身邊很久的人，你反而會想不起。太多人，通過各類旅行指南，對巴黎、倫敦、東京、上海了如指掌，可是對自己城市的曆史、傳奇和風貌卻不加注意。
因為人類，多少總是存著這種心思：放在身邊的，隨時都能觀賞，所以還是先瞻望遠處好了，身邊的東西下次再說，下次再說……於是很多時候，就這麼下次再說，終於錯過了。
《笑林廣記》裏說，某老頭子意圖扒灰，兒媳婦害怕，找婆婆訴苦，婆婆讓媳婦躲了，自己睡在媳婦的床上。是夜，老頭子果然摸上了兒媳婦的床，還興高采烈。婆婆道：“老殺才，換了張床，怎麼就這般高興起來？”
旅行和豔遇就像這個未遂的扒灰故事。在旅行中，人和風景都沒變；在豔遇中，可能一見鍾情也隻是被安排好的狩獵活動。許多美好的幻覺，隻因為換了張床、換了個心情而已。但就因為躺在了旅行和豔遇構成的另一張床上，所以旅行與豔遇中的人會更敏感地欣賞周圍，對自己更加慷慨，於是就格外“高興起來”。
如果嚐試把自己的生活安排得好些，不總指望著把好好享受的希望寄托在別處、未來和旅途上；如果對自己日常生活的愛侶好一些，不總指望著命運給你埋伏著許多段一見鍾情，那以後，到旅途末尾，你想到要回歸家庭和日常生活時，便會少些恐慌，而會一邊聽歌，一邊想象回家睡一覺，第二天起來吃熱騰騰的早飯，旅行、豔遇或者一切“換了張床，就高興起來”的幻覺，會不再那麼富有罪惡的誘惑力。簡單說來，無非是：平時對自己好些，旅行時就沒那麼神經質地戀戀不舍；對自己身邊的人好些，情婦就沒那麼大誘惑力了。道理無非這麼簡單，晏殊很早就寫了：滿目山河空念遠，落花風雨更傷春，不如憐取眼前人。
給食物起個中國名字
中國人自古驕傲，很重華夏和蠻夷之分。蠻夷有好東西拿來吃喝，也要特別給個稱謂。古代中國人圖省事，習慣這麼起名字：西域來的，都給個前綴，叫“胡什麼”，比如胡瓜、胡豆、胡蘿卜、胡椒、胡桃；如果是海外來的呢，就叫“洋什麼”，比如洋煙、洋蔥、洋芹菜，那就是海外發來中土的。西邊是胡，東邊是洋，分門別類，各安其所，舒坦啊。
但總這麼拿“胡”“洋”字樣給人安插，也不是很雅。既然中國古人講求風雅，又是禮儀之邦，那就入鄉隨俗吧。意大利人Matteo Ricci來中國，也不強逼著中國人咬意大利語，自定了漢名叫利瑪竇。中國人也客氣，到清朝就管英國叫英吉利，管美國叫美利堅，都是好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