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研究人口與社會經濟關係的初步結論大多還隻能是一種“假說”（hypothesis）。但這些假說也提高了人們的認識。例如，“閾值假說”（threshold hypothesis或稱“轉折點假說”）；又例如，人口年齡結構老齡化。二戰前有些國家認為壽命延長、死亡率下降是決定性的原因。二戰後的人口學研究得出，人口老齡化的決定性因素是生育率下降。二戰後對人口各變量變化的規律性知識，不僅是量的不同而且有質的差別。
我國重視人口問題、重視人口科學首先從重視人口理論開始，以馬克思主義人口理論為指導。首先，強調兩種生產理論。我國在1980年前後，人口理論從實際出發，賦予新的內涵，作為我國控製人口增長的理論依據。進入90年代以後，人口學對人口、資源、環境可持續發展的關係在理論上提出許多新認識。
（5）二戰後人口研究機構大量湧現，人才輩出，一些國際大師級人物加入到人口研究中。
二戰前，全球沒有一個正式命名的人口研究機構。直到1936年在普林斯頓大學成立一個人口辦公室（population office）。二戰後，美國的著名大學、美國國家科學院都建立了人口研究機構。法國成立國家人口學研究所（INED）。日本在厚生省成立了一個幾十人規模的“人口問題研究所”。英國倫敦大學和熱帶病研究所都有人口學教學和培訓機構。
二戰前，在人口學研究的學者中，大多是學術界的新秀，知名學者不多。戰後，新一代人口學家大量湧現，還有赫赫有名的大學問家，如著名經濟學家庫茲涅茨（Kuznets）、著名經濟學家伊斯特林（Easterlin）、社會學家如豪瑟（Hauser）、戴維斯（Kingsley Davis）和法國的蘭德裏（Landry）、索維等，都從事大量的人口研究。
（6）二戰後人口學的教學和培訓空前蓬勃發展。
二戰前，很少講授專門的人口學課程。到20世紀50年代早期，人口學隻是作為人口統計學或作為經濟學、社會學的輔修課程。到70年代，人口學已成為研究生攻讀學位的一個主修專業。二戰後人口學培訓最突出的就是聯合國人口司在印度、埃及、莫斯科、荷蘭等設立的人口學培訓中心。1985年聯合國在中國設立人口學培訓中心。我國的高等學校，從80年代初就開始培養各層次的人口學學位的人才。
二戰後，對人口學的重視還反映在經濟學、社會學中。在許多國家的著名大學都開設人口課程。二戰後研究第三世界人口問題成為一個經濟學的新熱門。發展經濟學、社會學介入人口學的研究就更多了。
（7）二戰後人口科學研究成果激增，出現學術空前繁榮。
二戰前人口學隻有很少幾本教材，人口學論文也很少。二戰後情況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國際上學術性刊物最先隻有美國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索引》雜誌，在初期，索引的主題隻有幾個，但到1953年已增至11個，收集的書籍和文章2236條，但到1971年索引的主題劇增至19個，二級標題達到70個之多，收集到的書籍和文章3700多條。【6】國際上有名的人口學雜誌，有英國的《人口研究》、法國的《人口》、美國的《人口學》和後來居上的《人口與發展評論》，等等。
二戰後人口學的繁榮還表現在國際上出版了幾本帶有裏程碑意義的著作。比如，IUSSP組織編寫的《多種語言人口學詞典》，聯合國人口司組織編寫的《人口趨勢的決定性因素及其後果——人口、經濟、社會因素相互作用研究的新成果》等。70年代前後出版的美國人口普查局組織編寫的《人口學的資料與方法》、1956年聯合國人口司資助的《人口老齡化及其社會經濟後果》等書都有劃時代的意義。至今仍為國內外首選的專著或參考書。
（8）二戰後頻繁的人口和人口學術的國際會議，極大地促進人口學的發展。
二戰前人口學交流隻限於歐美發達國家；二戰後由於聯合國的推動，再加上二戰後交通便利，使得人口問題的研討非常頻繁，很多討論都具有國際性，為人口學迅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
值得提出的是：1954年和1965年在羅馬和貝爾格萊德召開了兩次世界規模的人口學會議。進入70年代聯合國直接主持召開三次國際人口會議（1974年在布加勒斯特、1984年在墨西哥城、1994年在開羅召開）。除此以外，聯合國及各國際機構和各國召開的國際人口討論多得難以統計，人口學在人口政策、人口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中得到發展。
（9）二戰後電腦信息發達，大大深化了對人口問題的認識，也促進了人口學電腦軟件的研究。
進入80年代後，電腦在人口分析中的應用愈來愈廣泛，電腦技術的進步使人口普查和抽樣調查的項目大大增加，使人口與社會、經濟、資源、環境相互關係的研究拓寬了；另一方麵，從調查資料中利用原始調查單位作更多的複合分組，研究許多相關關係和一些因果關係成為可能，這能加深和發現有關人口關係的新認識。電腦技術的發達也為人口預測的多方麵、多樣性、多方案開辟道路。電腦科學在人口學中的應用使人口電腦軟件成為一個新的研究方向，甚至要成為人口學的新的分支學科。借助電腦開發利用曆史上的人口普查原始資料，很可能成為人口學研究的一個新亮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