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安全研究的理論意義和方法論問題——兼論人口科學在人口安全研究中的不可代替性
1.研究人口安全的實踐意義和理論價值
在我國發展進入關鍵時刻，研討人口安全是非常必要和及時的。人口安全的提出適應我國新的發展形勢需要，可以說是與時俱進、思維創新。人口安全的命題本身就有國家、政治和政策的涵義。在古今中外都有人提出過，但使用不多，因為關注人口安全的都是極少數領導層人物和個別憂國憂民的有識之士。人口安全準確地講是人類人口（Human Population）的安全，因此也有人把人類安全與人口安全並用。在原始人群中自發就有人口安全的意識，指的是生命安全，即個人和群體（人口）能否在地球上存活下來，不被滅絕並能繼續繁衍。西方安全的詞義是“免除、擺脫或緩解危機”。危機原義是指疾病處於瀕臨死亡或能救活過來的關鍵時刻，必須有應急的對策。所以安全的原義是生命的安全，後來推廣到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使用，就出現諸如國家安全、經濟安全、社會安全、糧食安全、能源安全；有的則用反義詞“危機”來表達不安全，如政治危機、經濟危機、金融危機、社會危機等，用來表達事情到了關鍵時刻或嚴重時刻。提出人口安全旨在說明某些人口問題的嚴重性，必須采取應急措施，否則積重難返，因此要居安思危、防患於未然。我國20世紀七八十年代黨和政府、國家領導人在許多指示和報告中談到人口問題時，常常提出要有憂患意識和危機感。這次人口安全的提出是兩年前“非典”疫情突如其來對我國襲擊以後，人口部門同各個公共部門一樣進行反思，並提出這個命題的。
人口安全的提出很有現實意義，而且具有創新的理論價值。
其一，人口安全的提出，告誡人們對我國人口的生命安全、生存安全、生命質量安全絕不能高枕無憂。人口學傳統研究最多的死亡率或存活率及其體現的人類人口的健康問題和生命安全問題必須與時俱進地加強研究，特別是跨學科的研究。
作為一門科學的人口學，起源於英國格蘭特研究倫敦鼠疫等傳染病數據並編製生命表。工業革命後很長一個時期，人口學一直研究自然災害、饑荒、傳染病、戰爭、城市惡劣衛生環境等造成死亡率（或存活率）高低並把這些致命因素視為死亡率的決定性因素來研究。在20世紀30年代以前人口學研究占主導地位的仍是死亡率嬰兒死亡率、生命表等，並廣泛應用在醫學、人壽保險、精算學（actuary）上，就是在人口學研究重點轉到生育率和人口再生產研究以後，胎兒死亡率、新生兒死亡率、嬰兒死亡率、淨再生產率的研究也都離不開人口死亡、健康的研究，隻是後來，隨著20世紀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進步，人類健康增進、壽命延長，特別是在世紀之交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正式宣稱人類進入長壽時代和WHO宣布，人類20世紀最偉大成就之一是全世界人口平均壽命增加了30歲。隨著人類開始進入老年型人口，不少人因此認為由細菌、寄生蟲甚至病毒帶來的外源性疾病對人類已不足為患，對人類健康的關注可以主要放在內源性、由衰老引起的慢性病上。艾滋病等的出現，“非典”疫情的突然襲擊，表明我國生命安全、生存安全遠未“過關”，特別是我國人口不安全、生命不安全的隱患仍很多。貧困和落後是生命不安全的最大隱患。我國公共衛生資源匱乏、基礎設施差、未富先老等都預示著我國人口和老年人的健康是十分脆弱的。我國出生人口能存活到60歲、80歲以上的比例隻及發達國家的1/3～1/5。2002年統計我國人口是日本的10倍多，但能活到百歲的老人比日本還少。我國同齡老年人與發達國家相比，死亡率高、存活率低，特別是在農村就更差。這說明我國人群健康差，人口安全中生存與發展的危機都要重視，不能盲目樂觀。
其二，人口安全的提出將使更多的人認識到人口各個變量如果不能良性發展都會像死亡率一樣引發公共危機，從而加深對人口納入公共管理體係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認識。
“非典”疫情造成的這場公共危機，是一場人類生存危機，是生命風險，是人口安全問題。人口部門提出人口安全旨在使人們認識人口其他變量都同死亡率一樣，都會引發公共危機。如果人口變量之間，人口變量與非人口變量（主要指經濟、社會、資源、環境）之間不協調、不相適應同樣也會出現生存危機、生命質量或生活質量危機，都屬於一種公共危機，直接或間接都能使大多數人利益受損。為了人口安全，規避人口危機，防患於未然，就必須認識人口發展規律，把人口納入公共管理體係，組織和運用公共資源或公共產品，建立應對人口風險造成的公共危機的係統，未雨綢繆，處亂不驚，控製公共危機的範圍，避免、消除或減少損失。因此必須對人口發展做前瞻性研究。
有人強調國外都不把人口事務納入政府管理部門，大多數國家人口都由非政府組織（NGO）來管理。由此質疑把人口安全提到公共危機和納入公共管理的高度是小題大做，誇大人口問題的嚴重性是“杞人憂天”，這是極大的誤解。人口事務由政府直接管理或由非政府組織管理都不能改變人口是公共事務的性質，把人口問題提到國家、社會安全和政府危機的高度，古今中外大有人在，而且都是一些大政治家、大學者和“哲人”。例如，我國春秋時期的管仲就認為，增加人口而“敬百姓，則國安矣”（《國語·齊語》）；商鞅認為，“人眾而兵強，此帝王之大資也”（《商君書·弱民》）；戰國韓非則從另一角度說：“人民眾而貨財寡……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韓非子》）。法國拿破侖（1769—1821）則因法國生育率在歐洲率先下降而擔心法國將不再是歐洲人口第一大國，在他的影響下法國在歐洲國家中最早倡導對家庭進行福利補貼。20世紀60年代美國一批政府官員和學者組成一個“美國人口危機委員會”（Population Crisis Committee），對人口問題開展過很多研究並向國會遞交大量研究報告和出版定期刊物，該機構至今仍在進行宣傳活動。1969年美國總統尼克鬆對美國國會遞交一個谘文，提出要警惕美國人口增加的問題並為此在國會成立了一個“人口增長和美國前景委員會”（Borris，1969）。我國領土同美國差不多，人口則是美國的4倍多，可見根據我國人口眾多的基本國情，把人口提到國家安全的高度，強調它的公共管理性質絕不是杞人憂天、危言聳聽！何況今天所講的人口安全的廣度和深度，已遠遠超過人口規模的多與少，涉及方方麵麵！
其三，人口安全的提出有助於把已經淡化了的人口憂患意識的人口教育，在新的條件下重新開展起來，並賦予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的內容，有利於實現我國現階段穩定低生育水平和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戰略決策。
我國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大力推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嚴格控製人口增長，重要措施之一，是在全黨全民中宣傳人口的憂患意識、人均觀念和提高控製人口增長的重要性和緊迫性，並有成效地把生育率降下來。在當時我國經濟水平比較低而生育率則居高不下的情況下，在70—80年代，有些產品的增長速度甚至慢於人口增長速度，使糧食等人均占有量下降。到90年代初江澤民同誌也還用“中國人口眾多是一個突出的國情……人口形勢現在已很嚴重，如果不嚴加控製，問題會更加嚴重”（彭珮雲主編，1997），強調要認識人口問題的重要性、緊迫性、長期性、艱巨性（彭珮雲主編，1997）。在90年代初人口教育推行比較容易，現在生育率早已低於更替水平，年人口增長率已降到6‰，而經濟增長率近26年來平均為9.5%，人們的憂患意識不知不覺地淡薄了，認為降低生育率已“船到碼頭車到站”。事實上，今天我國人口規模已經過大，人口還要繼續增加二三十年才能停止增長，我國已經超負荷並十分脆弱的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不得不繼續承受人口數量增加和消費水平倍增和二者疊加起來造成的巨大壓力。另一方麵，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我國人口文化教育科學素質同時代的要求差距更大。而且人口結構性矛盾日益尖銳。今天提出人口安全問題的憂患意識絕不是無的放矢，提高全民人口安全意識必將有助於穩定低生育水平的戰略，如果把控製人口同人口結構協調考慮，必將有助於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目標。